早在2004年，袁剑在《中国证券市场批判》一书中，就曾对中国证券市场众生相以及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行过深入、透彻的分析。
2004年，中国A股市场正处于熊市的后半段。在此之前，上证综指从2001年2245.44点的历史高位滚落；在这一年之后，2005年6月初，A股市场跌至998.23点。
作为独立评论人、财经作家，袁剑对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的观察从未停止。在他眼中，今日中国A股市场的面目似曾相识又略显陌生，资本市场的历史正以轮回的姿态前进。
五年来股市生态没大变
理财一周报：到今天，您觉得中国股市比起《中国证券市场批判》出版时，有多大的变化？
袁剑：哈哈，长了几岁，（规模）胖了几十倍。无论是投资主体，还是上市公司的 规模都与当时不可同日而语。大家可以看得到，中国几乎所有有代表性的公司群体都已经在资本市场上市，中国资本市场与整体经济的吻合度已经越来越高。尤其是 中国所有大型垄断企业在这几年中陆续上市，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至深至巨。这个群体在中国经济中具有特殊影响，对中国资本市场也不例外。到目前为止，这个 群体上市时间还非常短暂，它们将如何影响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我们还需要若干年的观察才能下结论。
岁数长了，身体胖了，总得有点进步才行，否则就白活了。
理财一周报：您曾如此形容某个时段的中国证券市场：“某些地方权力机构通过股市向全社会转嫁当地国有企业的危机；垄断资本利用股市洗劫社会财 富；而中小投资者对股市的参与客观上成为了上述两种实质功能的掩护，他们更多成为证明股市合法性的花瓶。”今天中国股市的“势力图”是怎样的？
袁剑：1990年代是中国国有企业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显然，这个甩包袱的阶段已经过去。现在地方政府、中央政府腰包很鼓，暂时已经没有必要通 过资本市场转嫁这种危机。不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果碰到经济危机，各级政府会不会故伎重演，就难说了。毕竟各级政府通向资本市场的渠道非常畅 通，有各种所谓资本运作平台。在目前这场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中，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卖地收入锐减，我们特别需要警惕这一种发展。当然，客观地说，跟以前 相比，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力已经大大削弱。
至于你说到的股市生态，我看没有大的变化，只不过权力没有以前那么赤裸裸，他们更多是以资本的形式出现的。中小投资者是不是比以前更加成熟和智 慧一点？处境是不是比以前更好一点？还真的不好说。毕竟，资本市场是一个利用人性的地方，是一个不断重复着惊人相似错误的地方。美国资本市场的历史不可谓 不悠久，监管不可谓不严格。但是，次贷危机还不是照样发生了，新的倾家荡产的悲剧故事还不是同样上演了。
“股改”提供了控制权市场
理财一周报：今年是A股解禁规模比较大的一年。A股市场正向“全流通”格局迈进。“全流通”格局下的“游戏规则”，会有什么不同吗？
袁剑：股权分置改革是中国资本市场近些年来最了不起的进步。这个改革的成功与否不能以股市的涨跌作为标准，很多人将股市上涨作为股改成功的标志，将下跌作为股改失败的证明，这是十足的荒唐。
在我看来，“股改”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控制权市场。控制权市场的形成对资源的真正有效配置，以及股东的保护都提供了很好的条 件。当然，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原因，中国上市公司国有股的流动性仍然非常差，但股改毕竟提供了这个基础。在全流通的情况下，我们将会看到，大股东的地位将 不再那么稳固，并购将会更多地出现。从逻辑上说，这将促使资源更有效配置，股东权利受到更好的保护。但是究竟会怎么样，还要看其他因素是不是配合这个逻辑 了。
舆论开放可弥补监管不足
理财一周报：中国股市走到今天，监管不力、信息披露不透明、操纵市场……等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在这些问题背后，是否有某些类似原罪的共同内因？
袁剑：中国资本市场是在一个威权政府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政府与资本市场血浓于水的这种特殊关联，可能就是你所说的这种原罪。中国资本市场在监 管、信息披露方面的法规，就我看来跟所谓成熟市场并没有太大不同。但是法律的落实却是窒碍难行。不过，这不独独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原罪。从另外一方面说，即 便相关法律真正能够落实，能否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问题，我看也不能抱过高的期望。美国金融界爆出了天文数字的有毒资产，监管、信息披露的作用都到哪里去了？所以，关键在于，我们不能对单一的法规、制度抱有一劳永逸的期望。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对资本市场这个随时可能爆发大规模公共风险的地方，抱持一种如履薄冰的态度。
就中国而言，我特别希望指出，新闻舆论的开放，可以对政府监管的不足起到特别重要的弥补作用。虽然舆论的开放并不能保证问题不发生，但是它毕竟是对系统风险和上市公司风险都多设立了一道屏障。当然，媒体本身的专业化水平也必须大大提高。
利益输送从未间断过
理财一周报：A股市场上，“资产重组”题材最近又热了起来。您觉得在资产重组过程中，最可能出现的利益输送形式是怎样表现的？
袁剑：资产重组兼并收购，是资本市场的题中应有之意，在相当程度上，它是一个资本市场高效发挥作用的标志。而资产重组所带来的利益输送，既是一 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说它是老问题，乃是因为其本质无非是内部人的共谋和操纵，这种事情几乎在资本市场从来没有间断过。这一点在中国资本市场几乎可 以达到公开的地步。说它是新问题，乃是其手法之与时俱进。这一点，在今天的中国资本市场似乎没有什么改进。如果你玩股票，随便找一只所谓牛股，打开它的K线图，都可以看到明显的利益输送痕迹。至于有什么新的花样，这要去问监管者。从理论上说，有多高的财富欲望，就会有多少利益输送的金融“创新”。
理财一周报：2007年A股开始暴跌，当时有很多学者指出这种暴跌反映出中国经济内在的一些问题。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又有声音说，中国的股市暴跌其实是受全球危机的冲击，不过是动得早了一点，暴跌主要是外因。您怎么看？
袁剑：中国股市的暴跌是市场的自我修正过程，没有任何特别之处，这种故事在资本市场发生了N次了。跌太多，是因为涨太多，不值得大惊小怪。之所 以觉得不正常，一是财富欲望扭曲了自己的视角，二是本来对中国经济基本面就过于乐观了。中国经济是一个高度外向型的经济，如果不受到外部金融危机的影响那 才奇怪了。在高度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中，什么是外因，什么是内因，实在很难说，因为大家同处于一个经济系统之中。这是1990年代加速全球化之后的一个显著 后果。既然地球都平了，危机当然也是平的。我经常谈到的一个观点是：在今天，“中国经济”这个概念本身，都是有问题的。如果投资股市，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全 球经济的可能风险，那也太荒谬了。
市场不给政府面子是好事
理财一周报：现在A股市场似乎还要靠国家领导人的“关注”来启动反弹。您曾提到过中国股市的“庄家崇拜”和“政府崇拜”，也曾说过，“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文化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某种不可克服的劣根性的。”能描述一下中国股市文化特征的特点和成因吗？
袁剑：“政府崇拜”与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是同构的。政府在经济中能够起到的作用越大，“政府崇拜”就越深。
我曾经说过，中国证券市场中根深蒂固的“庄家崇拜”和“政府崇拜”，就是在垄断资本介入中国股市之后逐渐形成并得以固化的。这种恶劣的投资文 化，与其说是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权威人格在股市中的体现，倒不如说是广大投资者在长期的投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用自己的血汗钱换来的至理名言。投资文化作 为一种没有明示的制度，有时候会比明示的制度和规范作用更大。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投资人在做出投资行为时，往往是按照文化暗示给他的规则去做，而不是按 照制度和规范告诉他的那样去做。文化是成本更低的制度。
我想强调的是，政府包括政府官员对股市干预要比以前少很多，即便干预也基本上是通过市场手段调控，这是一个进步。在去年股市下跌得最惨烈的时候，监管层实际上也基本上坚守了这一底线。
你刚刚说，“现在股市还要靠国家领导人的‘关注’来启动反弹。”我并不同意，因为你看到，现在领导人的“关注”也无法真正启动行情了。奥运行情的失败其实就是这么一个例子。市场一点都不给政府面子，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发展，而不是相反。
理财一周报：前不久有经济学家建议“全民分股份”，您怎么评价这个建议？可行吗？
袁剑：这不是什么新主意。俄罗斯以前分过。但效果好坏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些主张者的本意都在于增加国民在整个收 入中的比重，以刺激消费。但这个问题的根源显然不在国民是不是拥有股份，而是整个政治结构所决定的分配结构，这可能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全民分股份”只 能是一次性的，分完了就没有了，关键在于国民在未来整个收入流中所占的份额，这才是可以持续的收入来源，也是可以持续刺激消费，从而根本改善中国经济结构 的基础所在。
股市应是鼓励创新的地方
理财一周报：看来“全民分股份”也不是什么好主意。那么就中国股市自身而言，您认为在改革中，还有哪些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
袁剑：中国资本市场的建立和改革，几乎都是以成熟资本市场为模板的。如果以西方成熟资本市场的标准来衡量，中国资本市场基本上已经没有太多事情 可以做。剩下的只是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但问题在于：西方成熟资本市场现在几乎变成了一个失败的范例，变成了一个制造无法控制的系统风险的渊薮，在这种情况 下，我们还能按照这条路走下去吗？一位政府高级官员深有感慨地说，我们以前是跟在老师后面学，但现在老师出问题了，怎么办？的确，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困惑的 问题。一个健康的、有效的资本市场究竟应该是什么标准，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时候比今天更让人迷惑了。
就我个人的理解而言，资本市场始终是依赖并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按照这个逻辑，我想中国资本市场的新的改革答案，可能要到中国经济本身的需求中去 寻找。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关键的转型时期，尤其是其高消耗、高污染、高度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几乎已经达到无以为继的地步。如何从这种路径依赖中摆脱出 来，需要在很多方面有重大的创新。以这个转型为标准，中国资本市场如何能够在制度上更有效配置资源，服务并促进这种创新和转型，可能就是中国资本市场下一 阶段改革的目标。我想，在未来的若干年中，中国资本市场应该是一个发现并鼓励中国人创新的地方。这应该是中国资本市场在中国经济的艰难时代所应该担负的关 键职责。在这个时候，中国资本市场的管理者们恐怕要发挥一些想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