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股市大涨，没有证明经济好转，而说明货币与债务镇痛剂起到作用，投资者开始追求高风险与高收益。
3月13日，道琼斯指数收盘于13177.68点，上升到象征性的13000点以上；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56.22点，涨幅1.88%，上升到3039.88点，创11年来新高；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24.87点，涨幅为1.81%，至1395.96点。
三大指数今年以来上升10%。其中金融、工业、IT等板块强劲上扬，自去年10月以来，工业板块上升32.5%，IT行业上升31.5%，sales force.com公司股价上升了50.07%，排名第一，苹果位列第三，上升40.27%。3月13日，衡量24家金融机构的费城KBW指数上升21%，而较为保守的公用事业板块今年以来下挫1.71%。
过于美妙的结果往往令人生疑。
投资者对风险收益的追求，表明他们相信债务不可能无序违约，办法是释放货币与违约赖帐。希腊的债务置换计划，实际上相当于违约。民间债权人同意新债换旧债，将所持1,720亿欧元债券折价置换新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主权债务重组，让希腊庞大的债务顿时减少约1,000亿欧元，而民间投资者的票面损失为53.5%，实际损失则高达70%。
债务风险当然没有结。琼斯通讯社3月13日披露的一份欧盟委员会的报告显示，希腊需在2013年和2014年将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再削减5.5%，方可达到第二轮援助方案提出的要求。但考虑到欧洲央行变相量化宽松行为，考虑到出现违约时以美妙的债务置换剥夺债权人的行为，投资者默认，欧元区不会垮台，政府可以通过掠夺的方式避免违约。
评级机构适时掉转枪口，3月13日惠誉宣布，将希腊根据该国法律所发债券的信用评级由“限制性违约”上调至B-，评级前景为稳定；该国根据国际法所发债券的评级仍为C，惠誉将于4月11日对这部分债券的评级做出最终决定，同时将希腊短期外币发行人违约评级由C上调至B。虽然惠誉警告，鉴于希腊的高负债水准及面临的严峻经济挑战，该国发生“重大的违约风险”仍旧存在，但违约修成了正果，让我们为赖帐干杯。
真正的风险在于，未来的信用定价将更加困难，人们不相信央行，不相信政府，不相信评级机构，那么债券市场以及衍生品市场如何得到正确的定价呢？没有办法。
美国经济好转。3月14日，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月份美国零售额环比增长1.1%，创五个月新高，虽然不及经济学家对此平均预期的1.2%，市场也能接受。美独立企业全国联合会3月13日对外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今年2月，美国小企业信心指数连续六个月出现增长，长0.4个点至94.3点，创出自2007年12月以来的第二高水平。
与此同时，美联储在例行的压力测试后，宣布19家美国大型银行在金融冲击后能继续满足资本要求，包括花旗银行在内的四家银行未能满足一项或更多压力测试假设情况最低资本比率。
总体而言，闯下大祸的美国金融机构或者产品已经让投资者赚了大钱，美联储与巴菲特是受益者代表，他们因为相信美国的金融机构、因为相信美国的风险转嫁能力而获得回报。相关数据印证美国金融业的复苏：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2月2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第四季度，该公司承保的商业银行和储蓄机构利润总和达到263亿美元，同比增加49亿美元，连续第十个季度出现同比增长；此外，具有较大倒闭风险的问题银行数量降至813家，比第三季度减少31家，为2010年以来最低水平，问题银行资产从第三季度的3390亿美元降至3190亿美元。重要的是，这些成绩是在美国金融机构去杠杆化的过程中取得的，到2011年末，美国银行业整体的杠杆比率约为7倍，处于较低水平。
美国经济真的实质好转了吗？从IT等行业看，确实如此，但标普500指数成份股绝大部分不愿意提供赢利预测，可见前景并不明朗。未来最大的变化与利好可能是，大能源公司赢利预期下降，因为包括页岩油田在内的美国油田产量创9年高点，天然气产量在近40年内最强劲。能源行业将发生较大变化。
中国出口下降绝不是中国单独的难题，而反映世界消费下降与成本上升之困。令人头痛的赤字与贸易逆差未有根本改观。美国商务部14日公布的报告显示，去年第四季度，美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差为1241亿美元，比前一个季度增长15.3%，当季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占GDP比例为3.2%，原因是收入盈余下降以及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增大。看来，美国政府将继续拓展出口，贸易摩擦不会减少。
美国的债务与赤字地球人都知道，无需多说。但美国有转嫁能力，美元指数上升，做空者在厌倦了欧元之后，将目标对准日，日本央行也乐意促成日元下降的好事。
经济有微弱好转，市场大变特变，美联储为首的央行将长期利率预期抑制在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水平，同时以货币的神奇化妆术取消了债务违约风险，加上数据与个别公司凑趣，于是，天下太平了。
这是货币的神奇。货币扩张、再扩张，有转嫁风险能力的国家，有创新能力的国家，是赢家。
注：孙立平先生有一段持平之论。
第一，不能仅仅因为现在重庆出了事情（可能是严重的事情）就否定重庆模式。重庆模式是用错误的办法面对了正确的问题。重庆模式能不能倒掉，不取决于重庆本身发生了什么问题，而是取决于能不能形成用正确的办法面对正确问题的新模式”。不管前市委书记的动机是什么样的，我们必须看到，重庆模式是在深厚的社会土壤中形成的，这个土壤就是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民众在现实生活上面临的种种困扰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强烈不满。重庆模式能不能被彻底否定，得看你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办法解决造就重庆模式的那些现实问题。我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力挺广东模式的。
第二，我也反对仅仅根据重庆模式注重民生，或者也确实解决了一些老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而肯定重庆模式。这是因为，任何模式都是针对现实问题的，都是可以解决某些现实问题的。希特勒上台仅仅比罗斯福晚一两个月，面对的都是当时的经济社会危机，法西斯主义没有有效解决当时一些老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吗（诸如就业等）？1949年后，我们用铁腕的方式进行社会改造，没有解决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吗（诸如“黄、赌、毒”）？但我们能仅仅根据这些就肯定这样的模式吗？显然不能。问题在哪里呢？判断一种模式，不能仅仅看它眼前解决了什么，而是要看这种模式的逻辑是什么，其演变的前景或可能性是什么。我也正是在这样意义上看待广东模式的（见我在媒体上发表的关于乌坎事件的文章）。因为从长远说，使民众拥有维护和争取自己利益的权利，比暂时解决一些民生问题更为重要，更具有根本的意义。当然我并未认为广东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正如我过去一直强调的，政策很重要，机制更根本。只有解决机制的问题，才有未来的前景。
在此立场继续推衍：
第一， 尊重与有效回应民生吁求，需要有底线，需要支付成本，需要破解目前的利益格局。
在人口、价值与经济纷纭的特定背景下，政治人物的前瞻性、底线操守非常重要。
第二， 不同的路径选择长期结果完全不同，但短期效果未必能够显现。
宽容开放、鼓励基层民主的乌坎模式是一种回应方式，用极端案例、极端铁血手段也可以成为一种回应方式，后者可能在短期内聚集起众多的呼应者，却遗害无穷，成为民族之痛，价值耗散之基。
华盛顿的解甲为新的国家建立广阔的空间，铁血君主只能让中国在清官政治中轮回。
第三， 事件结果，取决于诸多力量的限制。
铮铮铁骨、归骨于田横之岛的傅斯年，在民国末年，对双方积弊都有洞察。
蒋氏政权的贪腐，加上内乱频仍，使宋氏的二次货改彻底失败，疯狂的通胀，是必然现象。
另一方的霸王之道，与口头上的民主，细节上的反自由，预示了日后的道路。
无法回转的狭窄路径，使一代精英，无论左右，尽赴沟渠。
第四， 立足现实。英国、美国的选举步步为营，曾经以财产为门槛，有限选举。其他门槛包括教育等。改良，是个漫长、艰巨而痛苦的过程。不要以为改良是请客吃饭。
第五， 多年的极端，回归平和的人伦的价值观，回归点滴的利益均衡之举，回归以制度对每个人回法权益的保障。新模式、新气象，已现端倪，理当支持。
机场工作忘神，误机，不觉又是夜半。从银协，到优米，在路上，在倾听，在倾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