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良的人们总是希望守住最后一块净土，让大学成为学术伊甸园。这一理想屡屡受到冲击，而山东某科研项目负责人转包项目、中饱私囊的做法，给学术污染提供了新注脚。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山东审计厅近日公布一国家重大课题，总计277万元的科研经费支付合作单位的费用达250万元，占全部经费的90.3%，通过向儿子成立的关联公司转移资金等手段，该课题负责人涉嫌挪用、套取科研经费90万元。
纳税人以为科研经费正在为社会提供创新可能，实际上，科研经费有可能转化成了某个项目负责教授家庭的冰箱、数码相机等等，教授经费贪腐说明，目前的公共资金使用体系病入膏肓，侵入了一度被视为神圣的科研领域。
科研经费的盗用、浪费并非一朝一夕。今年7月13日，《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我国农业科研经费大多来自北京等地的科研院所和部委立项，而更关注农业生产基本研究的地方农业科研经费大多只能通过争取项目获得，因此研究经费及内容“对上多对下少”。更甚的是，一些主持项目的大专家成了项目“批发商”，获得子项目的小专家再“零售”给其他人员，这种方式甚至导致寻租发生。
中国的科研领域不可能成为净土，垄断、近亲繁殖、转包等现象，无孔不入。2011年9月8日，中国科协澄清《科研经费催生多少富翁》的报道不实，声明称，中国科协于2003年组织开展了第一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并于2004年公开出版《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该报告中涉及“直接用于科研项目的资金比例”的内容为“调查结果显示，从全国来说，资金用于项目本身的比例在40%左右”。该澄清似乎此地无银，资金用于项目本身仅40％，同样说明资金浪费之严重。
早在2010年，素有特立独行之称的北大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与清华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联合撰文，表于当年9月权威的《科学》杂志上，探讨中国科研基金分配，斥责行政化、条块分割的科学管理体系。指出中国政府投入的研究经费以每年超过20%的比例增加，“超过了中国最乐观的科学家们的预期”。未来政府还将继续加大投入，最终在2020年实现全社会科研经费占GDP2.5％以上的目标。大量撒钱没有取得相应的效果，很多税收成为与贪腐的标的，潜规则是，作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饶毅指出，经费管理体系不健全、经费使用效率不高，“一些科技管理部门忙于分配经费，而国家没有从高层全面检阅我国的科技体制做出相应的改革，有些势力还阻挠改革。”
庞大的经费与落后的管理体制结合，只能造成庞大的腐败与浪费，而不能奠定强大的科技实力。中国重视科技，必须从管理体制上加以改革，杜绝科技领域外行领导内行、官员掌握资金、学者沦为公关先生、普遍腐化的现象。当年底某些部门忙于分配资金时，我们看到了一个个“跑部前进”的具体案例;当某些人永远可以领取不菲的科研经费，却对推动中国创新无尺寸之功时，我们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研究得好，不如有个好导师”，学术界的师门、同门、同校关系，形成了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利益共生群体。近亲繁殖的结果可想而知，播下龙种、收获跳蚤，又有什么可奇怪的？中国科研管理领域的问题，正是教育领域行政垄断、寻租的重演。
发达的市场经济的经验，可以成为他山之石。其核心是，与生产密切结合的研究，主要通过企业进行投资，以社会资金的力量推动局部创新，美国的新药主要由大型药企研发。由对资金负责的人主导产业型科研，已被证明效率最高的方式。事关全局的大型基础研究如物理对撞实验、外太空计划等，则由政府主导、专家评审。在中国人情社会中，通过公开透明的专家评审、国外专家的评审等，得到大致公正的结论。
今年召开的科技大会通过的改革意见，强调了科研领域的管理体制改革。教育也好、科研也好，管理体制非改不可，目前的管理体制造成大学理性独立精神的沦丧，科学家的“卖笑”，以科学为名的伪科学家的寻租，成为扼杀中国创新的罪魁。资金无法弥补体制的缺憾，缺乏相对公平独立的体制，资金越多，缺憾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