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广国投破产案 金融危机必有人买单
2014/2/12 FT中文网
2014年重温1998年的广国投事件，具有特殊意义。
地方政府与企业的沉重负债、影子银行放大债务杠杆、遍布各地的地下金融市场、说不清道不明的坏帐，以及继欧债市场之后汹汹而来的新兴市场债务危机风险。市场上弥漫着紧张情绪，资产负债表崩溃的阴云笼罩在企业与投资者头顶。1998年广东政府对金融危机的处理方式，仍然适用于今天。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来袭，中国为全局为整体信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坚挺，于此同时开始一波金融整顿反腐潮，大批中小金融机构倒闭潮，标志性事件就是广国投破产案，标志性人物是王歧山。
1998年初，王岐山临危受命担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广东面临非银行金融机构1000亿元人民处支付硬缺口的严峻挑战。王歧山拿出“广国投”破产与粤海重组方案，重组、关闭843家农金会、150家城信社、28家信托公司、48家证券营业部，涉及2000多个营业网点和200多万自然人的地方中小金融机构。
广国投是当时仅次于中信的中国第二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广国投破产案是49年以后中国金融史上的第一宗非银行金融机构破产案例，也是迄今为止最大的破产案。2003年2月28日，历经四年，广东省高院院长吕伯涛宣布，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案终结破产程序，广国投及其三个全资子公司广东国际租赁公司、广信企业发展公司、广东国投深圳公司的破产清偿率分别为12.52％、28％、11.5％、19.48％。清偿率低于欧债危机时的希腊银行债权人。
广国投之所以必须破产，是因为公司混乱严重资不抵债，无法应付国际债主们在金融危机时刻的不停逼债，同时，支付危机在广东各地蔓延，各省数百家信托投资公司如一团乱麻，无能力也无意愿进行清偿。
1980年成立的广国投进行了大量的金融与实体运作，失去风险管控的巨额投资风险之高令人难以想像，内部管理之混乱令人瞠目，1998年10月6日央行决定关闭时，公司高层管理者不知道公司究竟有多少资产、多少企业、多少人员、多少银行账户。王歧山1999年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明确表示，开始时想保到期债务支付，但发现帐外有帐，情况之恶劣远超想像，只能申请破产。到1998年10月，央行初步查明，广国投的资产总额为214.71亿元，负债361.65亿元，资产负债率168.23%，资不抵债146.9亿元。
中国大型金融机构破产与国际接轨，走上法治轨道，政府不为隐性政府背书买单，建立国家主权信用、地方政府信用、企业信用，实行“谁的孩子谁抱走”，债务倒逼之下不得不建立基本的信用体制。王歧山接受采访时坦承，境外投资者与广东省都付出了代价，一些外资银行和机构给中国窗口公司贷款，却没有按国际惯例行事，把风险都抵押在地方政府和部门违规甚至是违法开具的担保、承诺和“安慰函”上，进而将上述各种承诺混淆于主权信用，以为一定由中国政府保本付息。通过广国投，境外投资机构得到了教训，而广东“既损失了钱，又在一定程度上损失了信用”。
为了保证以专业精神执行破产，为了不受债权人诟病，为了建立典型案例，广东省政府雇佣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毕马威进行财务清算，以清算组顾问的名义扮演清盘官的角色，境内外律师事务所密切合作，这是中国金融危机案例中以程序正确、信息公开著称的案例，虽然境外债权人的权益受损，但包括《华尔街日报》在内的媒体对中国政府建立信用的努力给予了赞赏。
维持社会稳定是必要的，央行大量注水。涉及到3万自然人7.8亿元储蓄由中国银行紧急购买，广国投旗下9家证券银行部由广发证券托管。据时任广东省长卢瑞华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回忆，从1999年12月到2000年1月，广东省向中央借款350亿，两个月内全部投入。同时，中央银行向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增拨70亿元再贷款额度，专项用于解决人民银行自办地方金融机构的遗留问题。用这450亿元，到2000年10月，不到一年时间内，广东省政府对147家城信社1063个分支机构，16家国投及14家办事处，国投下属48家证券营业部，以及843家农金会实施停业整顿。广东的危机处理方式推广到全国。幸运的是，中国挺过东南亚经济危机，广东成为外向型经济龙头地区，从2000年至2001年，广东税收增加了700亿，提前6年还上借款。
剑桥大学发展学会席王小强和中信泰富政治及经济研究部的PeterNola，在2008年广国投事件十周年之际，写了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广东化解金融危机十年回首》，指出快刀斩乱麻式的处理，未必能够成为信用土壤。在广国投与粤海案中，对腐败分子进行了大规模清洗。
现在的中国金融市场与1998年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主要银行均已上市成为公众公司，政府手握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官方与民间拥有5000吨左右的黄金。风险在于，资金回流到欧美市场，影子银行摇摇欲坠，依靠房地产、矿山等作为抵押的融资风险巨大，虽然不会像1998年那样发生全局性的金融危机，但局部崩塌可以预料。
危急关头，处理的方式是一致的。
金融领域的反腐败势不可挡，谁家的孩子谁抱起，最终政府不会为民间金融市场的受损者买单，企业、信托等公司承担各自的责任。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后，高风险的中小金融机构的存款不再“保险”。不同的是，已经上市的、具有全局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将以资产管理公司的方式，由政府隐性托盘。
《华尔街见闻》披露，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Nicholas Borst认为，中国的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已经偏离传统的坏账管理业务模式，演变成推动监管套利的大型影子银行机构，信达最近成功地完成了国际IPO，并凑集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信达的招股书明确显示，其已经快速地从传统的不良资产管理公司转型成紧急资金的提供者。虽然缺乏类似的信息，但其它三家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很可能沿着类似的路线发展。
信达上市，以及其他不良资产管理公司野心勃勃的计划，说明大型金融机构受到支撑，不良资产管理公司的房地产与股权资产，说明融资抵押物受到强力支撑。
此次金融改革，度过局部风险、重建金融信用的办法，将让高收益投机者付出沉重代价，境内外投资者在重组中财富缩水。建立金融信用的过程，是财富重新洗牌的过程，这一过程将从包括P2P在内的高利贷市场点燃，而后蔓延到农信社等中小金融机构。
政府如果能够保持融资抵押物的稳定，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保证大型金融机构的健康，对于这轮洗牌过程将乐观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