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刀：曹建海就债务危机怒骂政府
——为我的新书《债务海啸》作跋
曹建海
牛刀再著《债务海啸》一书，视角触及全球各国正在和将要发生的债务危机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巨大冲击。这是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迫在眉睫的问题，是这个纸币时代各国政府为发展经济，依据新凯恩斯主义盲目扩大政府开支和货币投放，同时放任金融业过度发展的结果。要度过这次危机，需要重新集中人类的智慧和决心，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创造的一些制度进行根本的改变。是隔岸观火，还是五十步笑百步！那么，中国有没有自己的问题呢？本书在很多方面做了陈述和分析，一些判断是令人触目心惊的。
一、中国稳定经济增长和发展房地产业的后果
当我们的媒体正津津乐道于欧债危机、日债危机和美国财政悬崖时，已经有不少敏锐且理性的经济学家和分析师，将目光对准了近30年高速增长的中国神州。单说中国最拿得出手的、在美国主板和纳斯达克上市的上市公司，去年以来就连续遭到了以美国浑水公司为代表的、拥有“看空中国”思维的投资机构的巨大打击，许多企业甚至被迫退市。
相比于国内的拥有1600家企业的沪深股市，敢于走出去接受美国证监委监督的企业，毕竟还是有一技之长的。内地上市公司作为中国企业的“优秀”代表，去年以来随着宏观经济调控，普遍依靠政府订单的“行政关系能力”开始暴露缺点，加之各个阶段对公众股东的财产掠夺，股市开始被公众抛弃、逃离。在高溢价发行的价格体制下，目前仍有800家获批的公司股票等待投放，而排队的3000家公司控制者，也在虎视眈眈地掠取公众股东的金钱而非扩大经营以实现“发财致富”的目的。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稍好，但是如果考虑到其对关键经济资源的垄断地位，以及其无度扩张、很少通过分红惠及公众的局势，国有企业的存在，事实上是对民营经济市场空间的吞噬。特别是2009年以来，国有企业大量介入土地“地王”竞拍，与地方政府一道推高房价，国有企业的经济地位和存在的必要性，已经开始受到各方的高度怀疑质疑。中国民营经济在上世纪80-90年代曾经有过辉煌，但目前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各式各样备受社会指责的房地产商。私人房地产企业为何能够得到发展，除了表面的地方政府卖地与开发商买地的上下游关系，以及涉及开发中涉及的大量税费，民营开发商向政府官员奉送相当于销售收入20%的“灰色成本”、从而共享房地产开发巨额收益的做法，可能才是其得到大力支持并迅猛发展的真正秘诀！
作为中国的一大特色，房地产业顶者“服务业”帽子，目前成为由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的一个庞大躯体：“地方政府土地经营机构+房地产开发业+数量巨大的炒房群体”。切莫小看了炒房群体，目前中国城镇86%拥有自有住房，这些家庭在有的城市拥有二套以上住房的超过33%，户持有量在2~1000套之间。
以高房价为代价的、由政府和开发商共同决定公众命运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了2003年中国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由于这种手段涉及对农民集体组织土地的征收、城乡居民房屋拆迁和安置等具体事务，中国的房地产开发过程充满了血腥和暴力；而房屋销售过程中过高的房价。对公众消费和除受益房地产之外的其他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的上伤害。虽然公众对高房价怨声载道，2005年“两会”以来房价无不成为核心热点，但中央多次对房地产的调控，事实证明很不成功，一些人甚至怀疑中央调控房地产的诚意。例如经济学家韩志国就明言房价调控是假调控，他写道：“整整一代人买不起房，这是中国社会的重大潜在危险。流动性泛滥与土地财政导致房价暴涨，中国成为房价与收入比最高的国家之一。高房价扼住了中国经济喉咙，房价不大幅下跌增长瓶颈就难以解除。房价不下来的原因，是担心房价暴跌导致银行坏账剧增，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的命根子。”
房地产对于地方政府的重要性，如果不身处其位，的确很难想象。在“吃饭财政”体制下，土地出让金事实上是地方政府安排各项建设项目、从银行获取贷款的资本金。假如没有了房地产投资，地方政府的土地就卖不出去，也就失去了从银行贷款所需要的项目资本金，各种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就无从安排，地方经济增长也会受到重大影响。然而要保证这个机制的可持续性，就要令依靠土地升值作为根本商业模式的开发商保持充分热情，房价不断上涨就成了维持这个机制的最基本需求了。
由于上述层面的原因，中央政府一方面谈调控房价，一方面更强调稳定经济增长，认为保证经济增长速度达到8%是一切政策的底线。这种用短期的宏观经济手段来管理中国的长期发展，特别是强调投资、消费、出口互补的“三驾马车”理论，很明显是一种缺乏长远视野的观点。过度关注经济增长的指标，自然会忽略了其他指标，如经济结构、房价、物价、金融结构失衡，甚至忽略了社会稳定，这种增长必然是不可持续的。
近期，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再次呼吁中国依靠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在国家发改委的批复下，全国逾30城欲斥巨资重建古城。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导向。中国的投资消费结构已经高度失衡，除中国大陆外，世界其他国家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为25：75，中国2011年为49.2：48.2(其余2.6个百分点为净出口)。一个基本的道理是，政府投资最终也应为消费服务的。不能指向消费的投资，其建设的目的值得怀疑。根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重复建设是各地民众普遍反映的浪费问题。其中，91.3%受访者直言当前城市建设浪费现象较多，74.1%的人认为建设浪费是因为公共财政开支被权力左右，88.3%的人建议建立问责机制追究浪费行为。如果考虑到当前的建筑业“皮包化”，即建筑公司不需要维持施工队伍的体制，地方政府尽管建设工程不断开工，然而这么多地方、这些年甚至没有给公众留下一座坚实的“百年工程”，反而因反复建设而给各地后任留下沉重的巨额债务包袱。截止到2010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欠债10.7万亿元。2011年以来虽然银行开始限制地方政府贷款，但在“影子银行”猖獗下，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有没有增长？结果应是不言自明的。有人认为地方政府为了还债需继续卖地从而保房地产，但是地方土地收入与地方债务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卖地多有助于减少地方政府债务,还是卖地之后狂上项目，反而大幅度增加了地方政府债务？这些都应该需要我们正视的事实，不可因“屁股指挥大脑”而信口开河。
二、地产泡沫和信贷乱象：地方债务危机和地产崩盘之源
经过了“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以及此后“把稳定经济增长放在更重要位置”，房价如2008-2009年一样，去年再次经历了一个由降转升的反转，且升势有日渐凌厉的态势。根据1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10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环比9月份上涨的城市已达35个，占比50%；环比上涨的城市价格浮动也小幅上扬，达0.5%。从9月、10月国家70大中城市统计数据来看，整体楼市量价走势较为反复，而由10月份数据加上当前房企超预期的销售，整体市场回暖明显。有地产商直接表示“房企最坏的日子已经过去。”对于房地产未来的方向，众多专家学者、企业家都把目光投向了“城镇化”，认为城镇化或是未来房地产行业发展的重要机遇，或将引领中国地产的新格局。
上述情况说明，当前的房地产调控再次陷入了“越调越涨”的局面，中央数次促进房价合理回归的承诺，也再次成为空谈。仔细分析房价上涨的原因，除了我国固有的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和开发商垄断房屋开发经营的体制等长期因素，从短期看，2011年以来由于宏观调控开发商新开工项目较少，导致的商品房库存消化期缩短，一线城市甚至出现了库存偏紧的局面。然而，大量闲置量房囤积在投资者手中不能进入市场，使得房价惟由新房供求决定，占存量房比例极低的二手房交易价格，由此也与新房竞涨而非替代性竞争，这是我国城市房屋过剩但仍呈供不应求局面的原因。
目前，房产税讨论的主流声音已渐失公理。惩治囤房的加税，对实体经济的减税，两者都是必要的，不可混淆视听！现在社会的成功人士包括中央机关官员的人群中，拥有二套以上的越来越多，很多人只要房屋投资保值，不要社会公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舆论和政策决策。
此外，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是我国近2008年以来以稳定经济增长为借口的超级宽松货币政策，对于房价的上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根据世界各央行数据、高盛高华研究，Zerohedge网站展示的对比结果显示，目前中国的信贷泡沫规模已经名列世界第一。无论官方公布的政府与消费者债务有多少归入了企业债务，近年来升至史上最高水平的中国信贷泡沫都已经让高盛担心：“企业杠杆占GDP比例快速增长，2011年达到了130%，是世界上最高的企业杠杆比例之一。这样的增长令人担忧。”一般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杠杆占GDP比例超过80%差不多就完蛋了。
杠杆比例过高，是2008年以来中国大规模投资制造业的结果，它导致太阳能、钢铁和造船等多个行业产能过剩。要利用这种产能，重要的就是改革不仅要支持私人部门，也要更广泛地支持消费，这会对这些行业、银行以及经济有负面影响。Zerohedge分析称，计入账面上体现的和未体现的以及影子杠杆后，中国所有的债务会让美国345%的整体合并债务（不计100万亿美元的联邦政府义务公民福利项目开支）与GDP比例相形见绌。
2011年中国GDP数字为47.2万亿。相比之下，2012年10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高达62.01万亿，同比增15.9%，较2008年底的30.3万亿，翻了一番多，信贷年复合增长率高达20.1%，高出1978年至2008年期间17.8%年复合增长率2.3个百分点。1995年底中国信贷余额在5万亿左右，但到1999年底信贷余额已经超过10万亿，信贷总量4年间也是翻了一番，年复合增长率也有21%。
央行数据还显示，今年1-10月社会融资规模为13.02万亿元，而同期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达到7.64万亿元，同比增长11.6%。其中，银行贷款1.21万亿元，同比增长14.7%；利用外资0.034万亿元，同比增长-52.8%；自筹资金3.15万亿元，同比增长11.7%；其他资金来源3.24万亿元，同比增长12%。在其他资金来源中，定金和预收款2.03万亿元，同比增长16%；个人按揭贷款0.81万亿元，同比增长19.5%。房地产企业从包括金融体系之外的融资规模，相当于央行统计口径社会融资的68%之多的局面，还是在国家严格房地产各项贷款的情况下取得的，堪称“房地产资金漏斗”。
为什么会有如此严重的“房地产资金漏斗”呢？其中的奥秘就是影子银行的存在及其活跃。资料显示，影子银行除了银行业内不受监管的证券化活动之外，还包括委托贷款、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等，还有不受监管的民间金融，主要包括地下钱庄、民间借贷、典当行等。据银监会首席顾问沈联涛估计，2010年中国存量影子银行贷款已达20万亿元，几乎占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二分之一。
影子银行的存在，使得在全社会融资当中，人民币贷款占比已从2002年的91.9%下降至2012年10月的55.5%，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等表外融资占比日益上升，且其中的一半以上进入房地产业，这是1-10月房地产企业资金来源中自筹资金达3.15万亿元之巨的主要原因。
然而，上述情况仍没有反映中国金融业的全貌。在中国，公共财政就是一个影子银行系统，地方政府的账簿上堆积了大量的债务，而且这些债务大部分都是靠土地作为抵押的。同时，由土地和房地产升值带来的大部分财富又通过“理财产品”构建的影子银行所持有。讽刺的是，中央政府对控制影子银行作出越多的尝试，金融系统就会变得越脆弱。影子系统中的资金可以通过多种渠道逃出国家的控制，而被认为能解决影子银行问题的数千页的监管规则，只会给传统银行增加毫无意义的负担，使它们越来越脆弱。
以高利贷为主要方式的影子银行，事实上也注定了地产泡沫必然破灭的终局，尽管北京可能由于其政治中心的作用而例外。地产泡沫看似茁壮坚硬，但是在高利贷的压榨下，也注定是不能承受的。今年以来鄂尔多斯、温州地区地产泡沫的破灭，很大程度上也是拜当地过于活跃的影子银行所赐。在实体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依靠高利贷支撑其资金循环的房地产泡沫，最终必然走向湮灭的结局。可以预期的是，随着信贷资金投放越大，投放房地产领域的高利贷就越多，房地产离泡沫破裂更近了，不排除2013年将有更多的城市出现地产崩盘的局面。
三、“美国制造”东山再起，中国制造业优势已被彻底逆转
进入2012年，中国的经济形势日益严峻。GDP增速滑至8%以下，在政府投资计划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双重刺激下，经济出现了暂时的反弹和回升迹像。然而，在国际资本纷纷逃离中国大陆的情况下，中国作为跨国公司加工工业基地的地位，已经开始全面动摇。
在当下中国，制造加工业危机三个明显特征：一是所涉及的行业相当普遍：例如汽车、电子、纺织、制衣、制鞋和玩具等行业。冠越玩具厂被李嘉诚抛售4年后倒闭破产。二是关闭企业的数量成倍增长。2012年上半年，企业倒闭率从过去的3%-5%年上升到8%-10%，预计2013年的企业关闭率仍将上升。三是可能发生区域性危机。东莞作为世界工厂的模板，2012年上半年经济增长2.5%，居全省倒数第一。如果珠三角企业继续倒闭和外资出逃下去，珠三角最终将变成空三角。
由于经济形势的恶化，阿迪达斯于今年10月31日正式关闭他们在华的唯一一家直属工厂——阿迪达斯(苏州)有限公司，并到明年4月陆续解除部分在华代工厂代工协议。摩托罗拉移动开始大规模裁员，仅北京地区，裁员人数有700人，涉及到软件设计、测试和维护、硬件设计等多个部门，有些部门更被全员裁掉。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接受NBC电视访问时宣布：2013年将斥资一亿美元，将苹果手提电脑Mac的生产线从中国迁回美国。与此同时，为苹果的手提电脑代工的台湾鸿海集团富士康，将跟进苹果公司把生产线迁回美国的行动，来美国开设厂房，生产苹果产品。
苹果的回归，对深受失业率居高不下困扰的美国经济，是一大利多消息，是2013年美国经济的好兆头，预示着2013年美国或将出现制造业重回美国的风潮，“美国制造”有东山再起的态势。其实，近年来，制造业重回美国的风潮已悄然兴起：美国的公司，电子、汽车与机械、医疗器材、化工，等等，已经让或者正在让过去十几年迁往国外的部分生产线回流，比如通用电器公司雇用更多的美国工人生产其公司的家电产品，福特汽车公司宣布将在密西根州增加一千二百个工作职位。波士顿咨询顾问公司的调查表明：美国有73%制造厂商的高层正计划或者正在把企业搬离中国，其中大企业比小企业更愿意把工厂从中国搬回美国。
美国企业的回流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现在已经成为制造业低成本的国家，尤其是较低的能源成本。制造商们在国外闯荡了几年发现，美国才是营商环境最好的国家。波士顿咨询顾问公司的调查表明：一些大企业把生产线迁回美国，是因为在美国取得融资比较容易，他们认为过去把生产线转移到国外的路子，走的太远了。
从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分析，由于2008年底以来货币供给的极度扩张，外国投资公司他们在中国的工厂生产费用节节上升，本来生产线外移为降低成本，却遇到许多料想不到的成本。近几年来中国工人的工资保持每年17%的涨幅，到2015年，在中国设厂与美国区别不大，而美国工人的生产力较中国高出3.3到3.4倍，加上美国工厂的自动化程度高，中国廉价劳工的吸引力对美国企业而言已不存在了。
当前中国制造业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原材料和土地基础上的世界工厂的辉煌，急剧丧失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其次，多数制造业企业依赖投资和房地产，客观造成了抽离主业资金的作用；再次，由于多数企业盘踞制造环节、普功能单一缺乏核心能力，受外围经济、投资规模、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影响巨大。
虽然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可以缓解经济继续下行的局面，但在“房地产金融漏斗”的作用下，大量的资金借实业之名进行地产投资，在房地产调控下资金紧张局面更加明显。因此，现时压塌内地制造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可能并非来自制造业内部，而是来自地产泡沫爆破后，令大部分资金投入到房地产市场的实体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问题。不少内地实业企业将资金转投内地房地产市场作炒卖，而现时内地房地产已有爆破迹象，一旦房地产泡沫爆破，很多企业将因此倒闭。
在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政府推动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由此必然严重扼杀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而根据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的观点，正是成千上万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有效地创造了就业机会，也创造了GDP，从而避免了历次经济大衰退，这打破了前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的“经济发展过程必然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论断。
很显然，正是企业家的创新活动，而不是由美联储或任何一个政府的政策避免了经济大衰退。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不合理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中国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和扼杀企业家创新活动。政府应该保护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创新热情。
内地企业要生存，经济结构必需调整，由政府拉动改为企业推动，这样内地企业才会有前途及竞争力。事实上，政府的讯息有时未必正确，如当初大力鼓励发展光伏行业，结果最後却令人失望。中国政府曾力推光伏行业的发展，但由於盲目发展，产能过剩，又遇到外国反倾销，市场缩小，令光伏产业出现了现金流断裂，资金流动困难。若政府要改革，应控制自己的开支，包括控制投资和政府消费，同时放松对实体经济领域的管制，给企业家精神以足够的发挥空间。
四、城镇化反思：着力扩大居民消费需求而非现代化
12月16日刚刚结束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是未来扩大消费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这种提法虽然客观，但在当前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土地财政，以及中央政府缺乏对地方政府责任有效约束的情况下，城镇化很有可能延续原有的圈地造城运动，依然是粗放经济，依然是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主导、而城乡居民仍处于被盘剥和掠夺的状态，13亿人的消费、企业家精神等可能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真正动力，被彻底压死了。如果是这样，新型城镇化根本谈不上转换发展方式，仍然在走老路。
什么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笔者认为不是粗放增长与集约增长的区别，最关键的是变政府推动经济为13亿居民消费推动的经济。如果任由政府高层借顶层设计为名，代替人民作出重大决策，而置全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要求于不顾，仍然依靠素质低、私心大的政府官员阶层推动所谓新型城镇化道路。那么，经济发展必然将在重重的矛盾爆发中走向死局甚至崩溃。
例如，中央高层认为加大城市棚户区改造有利于清理“贫民窟”，避免出现拉美国家城市的“二元结构”局面。可是，只要农民工分不到保障房，只要城市人口收入分化的局面不改，单纯依靠城市建设的“一元化”，根本无法掩盖城市居民阶层的“二元化”。随着大量低租金的城中村的消失，农民工有可能大量露宿于道路桥洞之中，其悲惨的景象，可能远胜比拉美城市的贫民窟！
事实证明，最高明治理，从来都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我们事实计划生育和实行火葬制度，实际上限制了居民生老病死的天赋人权，其依据是要防止人口太多消耗资源；然而，为了“保增长”这个口号，我们的政策却放任各级政府、央企、地产商的疯狂占地和大兴土木，放任上亿社会“成功人士”成十套、百套甚至千套炒房囤房；我们以世界不足20%的人口，却耗费全球一半以上的煤炭、钢铁、水泥。这些都属于现实给自上而下制定政策者的残酷教训。
按照被西方社会广泛接受并践行的中国老子的观点，最好的统治者，人民并不知道他的存在；其次的统治者，人民亲近他并且称赞他；再次的统治者，人民畏惧他；更次的统治者，人民轻蔑他。统治者的诚信不足，人民才不相信他，最好的统治者是多么悠闲。他很少发号施令，事情办成功了，老百姓说：“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啊。”
为何应限制政府权力？新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米塞斯认为“国家机器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保护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私产以及抵御暴力侵略，一切超出这一职能范围的政府行为都是罪恶。”哈耶克认为，“需对所有的强权或专制给予限制”，“对于政府，则要求其按规则管理国家，明确其责任范围，且绝无逾越该责任范围的权利。”
限制政府的权力，关键要严格控制政府的开支，特别是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目前中国政府投资多缺乏目的性，很多被怀疑为基于决策者升官发财的动机产物；由于规模太大，而且无限贷款透支未来时期的税收，导致依赖拆迁买地推高房价致民不聊生；由于资金严重短缺，大部分地区涉及挪用社保基金问题，口头说的减税事实上多在增税。不仅要限制政府投资，还要限制作为政治组织存在的国有企业的投资，将其规划在一个不影响民营经济活力的范围。
中国扩大消费的动力在哪里？笔者认为并非来自城镇化和现代化，而来自房价回落，来民营实体经济振兴扩大就业增加普通居民收入，来自政府控制政府和国有企业的乱投资，将节约的资金用于给实体经济减税和为城乡居民充实并发放社会保障资金。由此，收入分配改革关键不在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而在于政府（含国有企业）、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和居民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只有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才能改变政府、企业和居民个人的需求结构，才能实现产业转型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五、治理房地产和金融混乱重回实体经济
中国房地产和金融业过度繁荣且管理混乱的局面，与实体经济特别是农业、制造业的凋零，属于同一经济整体结构失衡的正反面。例如，只有200多万人的房地产开发业和地方政府土地经营机构，2011年经营收入达9亿元，超过了包括农林牧渔在内的大农业总产值的8.63万亿元，而后者就业人口高达2.6亿元。
金融业的暴利更是令人触目心惊的。以国家规定存贷款利率和利差的银行业为例，截至2012年三季度末，国内银行业总资产规模突破128万亿元，中国银行业成为国内金融系统的重要支柱。从盈利能力上看，2011全年中国银行业净利润达1.04万亿元，伴随着宏观经济整体下行，尽管银行净利润增速放缓，今年前三季度16家上市银行仍净赚8127亿元。与此同时，以银行理财产品、私募股权投资、信托产品、委托贷款等为名的影子银行业务，其利率更是达到了14-30%甚至更高，成为吞噬各行各业利润的重要工具。目前国内影子银行主要集中在三类，其一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及项目公司，其二是部分房地产企业，其三是信贷可得性差的民营企业。尤其是2010年后地产调控和融资平台清理，两者均出现资金链紧张，被迫寻求外部融资。
按照常规的看法，房地产开发盈利能力强，但是比起金融业，则后者的盈利能力要高得多了。经济发展需要金融业，但金融的作用得有一定限制，必须促进实业发展而不是阻碍甚至限制其发展。房地产和金融业的混乱，根子还在于房地产的过度发展，导致宏观经济被迫因为房价的大涨而被迫多次调控，进而引发实体经济的大起大落。国家为了稳定经济增长速度，多次实施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支持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政府投资和房地产投资，这引起了社会流动性的泛滥，各种炒风日盛，最后定格在各种形式的“炒钱”上，这是“影子银行”产生的基本背景。由于“房地产金融漏斗”的作用，导致国家为发展实体经济的信贷资金，绝大部分流入房地产领域和其他炒作领域。这种局面如不改变，信贷资金投放最终必然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
解决上述的关键是消除房地产泡沫。有人说中国不能承受泡沫破裂之重，因此我们要拼命维护泡沫。这是最为荒唐的逻辑！笔者认为，泡沫破裂只是早到晚到的问题，不存在安然通过的问题。重要的是，泡沫破裂之后，我们该怎么办？不是做阻止泡沫破裂的无效抵抗。
消除房地产泡沫，需要从两个方面发力：一是打破房地产开发商开发建设住房的垄断权，给包括农村集体土地开发建设的房屋发放平等的房屋产权证明，实现住房供给的多元化；二是严格打击住房投机，通过公布房屋产籍信息和对多套住房拥有者征收累进税率的房产税，促进存量过剩房屋流向市场，则房价必然面临大幅回落从而带动住房消费的路子来。
在金融领域，应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中国影子银行的发展是由于银行收紧信贷，企业资金链收紧，被迫寻求资金救急；另一方面，较低的实际利率甚至负利率促使私人部门存款离开银行体系，把钱投到高收益的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去。因此，逐步放开银行信贷管制和存款利率上限，让资金价格“随行就市”，可以解决“影子银行”产生的根源性问题。其次，要建立“影子银行”的监控体系，加强影子银行体系透明度，建立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防火墙，对银行体系内的“影子银行”活动和体系外的差异化处理。同时，密切关注银行同业间的业务创新，把控银行将同业经营风险扩大甚至向外转移，避免“欧美式”影子银行体系的轰然倒塌。
在消除地产和信贷泡沫的基础上，应大力发展农业、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实体经济，特别要关注农业、农民和农村“三农”问题。目前农民贫困的原因不在于没有进城，而是政策对农产品价格的管制，特别是以补贴为名义压制农产品的价格机制，导致农民的农民的劳动和投入根本无法收回。为何创造财富的人最穷，而炒房炒楼者如此富有？这是我们必须严肃考虑的一个问题。
对于农民，提高收入显然比什么城镇化、现代化要重要得多。提高农民收入的手段，不仅要城市放开农民进城务工和生活居住的各种限制，特别是户籍的限制；对于留守于农村的农民，则应逐步放开农产品价格的管制，使农产品价格稳定在农民人工和生产资料投入成本之外，仍有正常的利润空间；彻底改变地方政府、企业和开发商变相低价征收农民土地局面，维护农民对非农开发土地的权益；基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通过补课的方式，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为农民的居所建设污水管道系统；逐步推进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推动农民和城镇居民的保障平等。
发展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主要不是依靠政府产业规划，而在于打破国有经济对一些经济领域的垄断；在自由竞争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本着专注、着眼未来和民生关怀理念，满足公众日益增加的消费需求，以消费需求促进产业和经济发展；政府的职责，不是大规模基础建设投资，不是指定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而是限制行政垄断，为企业的经营创造公平、稳定、可预期的外部经济环境。
2012年12月18日于北京
（序者为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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