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近做了个城市调查，是关于哪个城市最安逸的，这个调查采用的标准是让调查对象自己定义安逸的意思，同时举出他觉得安逸的城市。结果相当有争议，但是也可以看到两个基本特点：一是进入前十位的城市其实没有显著领先的，只有相对领先的，因此我们可以想见由此而会有更多的人会觉得这些城市与自己的个人判断不符合；二是大家的安逸标准差异也很大，因此其他人按照自己的标准选择的城市与另一些人的考虑就会有差异，比如不少人把安逸与房价连在一起看就会把A城市看成不安逸的，但另一些人把这个地方工作机会比较容易选择与城市比较宽容而选择为安逸，有人按照民风散漫而把某些城市看成安逸，但是又会因为这类城市相对的就业机会比较少而觉得它不安逸。
曾几何时，我们期望媒体与政府决策要考虑我们老百姓的民意，让大家说话，而且说的话有一定的机会被公开化，甚至被政策制定者考虑。但是我们也会发现，现在的民意也进入到一个特殊的拐点时期——两难与歧义多发阶段，也就是说在很多的问题上，其实民意不是表现为简单单一的民意，因为民意本身发生了分化：可能是利益的差异——你喜欢放鞭炮，可是我觉得它打扰了我；你乐意为交通减堵做贡献而接受限行，可我觉得那个限行是没有价值的短期措施因此不支持。这时，我们看到的民意就变成了分裂的甚至是对抗的民意。在表达这样分裂与多元的民意的时候，我们不只需要科学，而且需要勇气，因为弄得不好，你会挨骂——因为一部分的民众不满意你说有那么多人说了与他们的意见相反的意见，另外一部分的民意还会觉得自己怎么没感到你说的反对意见的存在。
我们注意了表达民意，但是我们还需要接纳与省思和尊重他人的意见。我们很多人是生活在类型与性质相近的关系丛与信息丛中的，我们交往与听到更多与我们生活与工作方式接近者的意见——打工的更多听到其他打工者的意见，老板们经常听到其他老板的意见，公益圈子里的人互相交流，趣味相投的好朋友一起沟通会多一些，这帮助了我们的发展但也会限制我们的见识，也许你就是那个45%类型的群体的意见，因此需要考虑与尊重另外55%的人意见为何与你不同，包括如何去沟通与营造与另外群体的共识；我们除了知道自己的专业知识以外，我们还要多掌握一些社会知识，承认其他人可能有而且很多时候的确有与我们不同的判断标准，就像很多社会人群的观点有左中右的分别，你可以坚持你的不同意见，但是却不应该否认其他人的不同意见的存在；民意在本质上是公共意见，因此我们不只学习把自己的个人意见公开化，还要学习倾听与理解其他人公开的个人意见，并思考积极的沟通方式，努力形成新的共识与求同存异的可能性，这样我们的民意才不是个人意见的简单表达，而成为一个表达、辩论、对话、谈判、妥协、共识的良性过程，这个过程不只是我们个人、政府决策者对于接受民众意见的一种积极态度，更要表现为建立更多的这样的公开程序、民意表达与民意代表机制，这样我们才会体会到民意不只是在偶尔的民意调查中看到的似乎某个静态而可疑的民意，而变成了动态与可参与塑造的民意。
18年前我开始进入中国民意调查行业的时候，民意的表达还处在被代表的阶段，为了让公众的意见可以被测验也可以被发表，我所在的零点调查进行了多年的努力，包括把大部分的商业利润投入进行多类民生与社会问题的独立民意测验，今天依然会每年从事近百项公益型与独立性的民意调查，我们参与了民意被科学表达的初创时代。现在除了系统的民意调查，我们有了包括网络民意、专栏民意、草根NGO等发展中的更多民意表达渠道，政府对于听取民意也有了某些积极的进步。在民意分化的今天，从事民意调查的专业结果往往面对意见分化的公众的更多的质疑，甚至那些希望政府更多听取民意的人又会对民意调查机构接受政府委托有质疑，而作为专业人士与专业机构，我们除了要继续保持这样的专业勇气之外，同时要用更多的精力与资源去普及民意调查的科学内涵，并让民意调查成为更普通层面的决策者的常规参考工具，甚至更多的公益组织也有机会监督与印证民意测验的结果，而最重要的是一起推动除了民意调查机制之外的整体的民意表达与民意代表机制逐步有所进步，毕竟仅仅有民间的民意调查，而如果包括人大代表、社会团体等在内的名义上的民意权威传递机制没有进步，那种“说了也是白说，听了也是白听”的民意反映模式会激化公众对于公权力的不信任态度，也会强化公众过度夸大负面民意，而过度否认任何有利官方立场的民意结果的现象。其实我们今天遇到的公众对于民意结果的质疑，有的是方法有待完善的原因，但更根本的是对于公权力的公信力的挑战。
昨日场景：主持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系列活动之校企合作论坛。下午在北京大学演讲：定性研究之魅。晚在华北电力大学演讲：走出青苹果乐园，做黑苹果青年。
今日小诗：
飞人
来兮掌银汉，
飞去泊霞岸。
我比勤雀早，
匆匆看云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