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的零点1995年就开始参与做全球幸福感研究，第一次参加的全球调查，测量幸福感就是六个指标，其中在欧美国家性爱被认为对于个人幸福感贡献最大的，而中国人那个时候放在最小，而且到今天很多的幸福指标也不把这一点放在里面。特别是在政府主导的幸福指标体系中，幸福指数更像政府系列工作之特殊版本。我们参与了很多的幸福指数的研究，但是我还是深深觉得，幸福建设政府少全面插手，但应在满足一些基础条件与帮助最弱势群体方面做一点工作。而且尤其在测量幸福感的时候，政府自己不要自己测量，也不要用好大喜功的方式来做群众运动，因为那样虚的比真的多。
这次我去威海参加徐景安老师主持的幸福中国烟台会，在会上发表了《如何测量幸福度》的演讲。在这个会上，我非常同意大家强调的要把社会发展的目标定为满足人民生活幸福方向上。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幸福到底是更多地依靠政府还是个人自己来创造，我们很多地方现在热衷搞的幸福运动是不是只是政府的又一次热烈的口号，而且最后很可能出现被幸福的局面。徐景安老师说理解我的担忧，但他又强调政府以民众幸福为依归就算开始有点变样，但是方向一定是比光搞经济发展是更对的。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王占阳教授建议，我们在讨论幸福问题的时候，把幸福条件与幸福感分离开，这两者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很多时候甚至是负相关的关系，往往政府与社会需要着力支持前者（比如放松宗教政策、更加着力支持公益组织发展等），而个人与家庭更需要致力于后者（比如培养年轻人的职业爱好、在人们追求自由的同时提供社会网络的支持）。以党政工作的划一程式，对于幸福塑造这样细腻的事情很难真正起到正面助力。
今天有人把幸福感的追求与发展经济对立起来，这也不全对的，因为其实今天的人们还是很害怕贫困与重新变回穷人的，因此财富还是给人们以安全感，尽管实际上不一定；婚姻是给人们带来某个时期的幸福，但是也有人因此而觉得其中有不少困境，尤其现在帮助人们缓解婚姻困境的社会帮助机制薄弱；社交是能够帮助人们得到与发展幸福的，但是现在大家的社交机会也变得很有限。另外过于强大的政府行为可能带给人们负面的痛苦体验，比如对于社会资源的不公平分配；比如过度的社会福利加剧了一部分的负担感，也很可能让某些社会群体染上福利依赖症；何况有不少的幸福感其实是来自于先行获得压力感与紧张感后的成就感，因此家长式的帮助对于幸福感来说也不见得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