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与生产资源的充裕程度决定着社会生活方式，稀缺资源社会专制体制有更大的存在可能，而随着资源自我控制程度的提升，公共管理体制必须发生变化。独生一代由于一直生活在相对普遍的充裕生活条件下，因此传统体制就可能成为他们普遍抨击的对象。专制社会要求的是完全的服从与听从；极端自由主义主张的是完全的个体本位与个体理性。而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我们可能需要的是建立在个体理性基础上的集体协调，否则不是个人潜能被普遍扼杀，就是共同行动几乎成为不可能或者因为成本过高而难以实施。而基于个人理性的集体协调意味着三件事：一是需要推动形成有见识与社会化的个体；二是以动员型、服务型与沟通性的专业人员作为社会工作者的核心；三是相信持续不断而长期的社会沟通是必要的与值得的，动员是一种常态。在这里我在说体制与集体协调的时候，这是指着包括家庭、学校、企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等所有的组织，也是针对会议、论坛等活动性群体而说的。
正因为群体作用的这种价值，我们今天的年轻一代也需要学习与适应必要的群体动员与协调技术，因为这涉及到的不只是你是不是适应群体协调需要的问题，也在于大家需要在学习的基础上从事必要的集体协调活动，从而成为能够动员超越自我的社会资源的群体领导者，否则我们就不得不退缩到个体化的思维与运作状态，就很难胜任规模化与块度化的社会行动尤其是组织行动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