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到迪拜的飞机上看完了非洲作家奇奴阿克巴的小说《沉重》（No longer at ease），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主人公OBI在离开村庄远赴海外就学后，在满足一个殖民地政府高级公务员的体面生活、村庄传统的期待与各种社会角色的扮演之间的需要时候所处的尴尬境地，在很大程度上这样的角色冲突最终让自己财务窘迫、难以为继、失去自我甚至走到了自己原先完全不耻的受贿角色的方向上去了。字里行间，我们能看到OBI作为一个受惠于传统社区与家人，但又受制于传统与殖民地文化期待的角色，他试图成为一个平衡满足所有各种需要的人，而最终难于实现。这种情形其实不只在50-60年代的非洲看到，在今日中国与世界很多地方的现代化、全球化、城市化进程汇总也是可以看到的。问题在于，陷入窘境与否的关键是啥？
ASPEN全球领导力项目的参与者在讨论中提出了一个有价值的角度，就是在多元文化期待中是否能积极塑造文化新角色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文化冲突中不是消极去满足多元需要，而是要利用文化冲突的间隙创造与塑造新文化模式。这个也是我比较同意的一个角度——作为一位与OBI一样出生于传统农村，背负社区、家庭期待，又进入到完全陌生的都市与职业圈的年轻人，我的自处方式包括：一是向大家庭宣布我与家人相处的规则，比如忠孝不能两全，家人的意见我会听而不会简单从；不简单随大家庭的红包与礼俗，但是在就医教育这类问题上我会提供帮助；不为亲友找人走后门提供帮助，但是他们进城职业学习需要的帮助则积极协助。二是确定自己在政府部门的工作规则——在乎学习到新知识超过升官发财；在单位自己积极研究思考，超过消极磨洋工；宁愿辞去公务员，也不去做一个违背自己个性的官僚。三是在创业以后确立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法则——不做回扣生意，不依靠政府吃饭，不篡改数据，如此等等。受《圣经》的影响，对于绝大部分的挫折与委屈，并不简单采用负气伸张的方式，而对于规则尤其在乎首先垂范。尽管我不能改变世界，但是我可以我为主体去宣称与主张适当的规则，这样为自己的行为的主动性提供一定的空间，而且似乎这样有一定成效。我与OBI的区别在于，他选择了顺应大家，而我选择了确立自己规则的时候与大家来沟通，不见得完全被接受，但可以争取被尊重。最然这也是一个需要付出一定代价的过程，但是保全了自己的基本立场与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