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问 高谈慈善很重要，但对中国是否尚早?
慈善本质上总是一种甘心情愿为之付出的一种理念和行动，所有的强迫，无论以什么面目示人，都已经与慈善的本义渐行渐远。
中国富人自然要贡献于中国社会，但他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仍是壮大企业，发展经济，为社会提供产品和就业机会。要让中国富人仿效比尔·盖茨“千金散尽”，不免有些操之过急，弄不好，就成了捐献私财的“拔苗助长”。
第2问 如何面对中国富豪say：“NO”?
“裸捐”挑战中国富豪，倏忽之间，富豪能否站出来表明“裸捐”立场，似乎成了富豪是否有社会责任的重要标码。能否“裸捐”是一个社会的事情，更是一个人自己的事情。社会为一名富豪的形成在各方面提供了便利和资源，富豪成名后理所当然应当回报社会，这无可争议。富豪们更应该承担起对社会的财富价值观念的引导作用。与陈光标、冯军和其积极响应者不同，中国也有相当多的富豪对这种慈善方式明确表示不同看法。“慈善不应以数字作为衡量标准。”李书福说。他认为，企业是社会的一部分，除了要为股东创造价值外，更要尽好各种社会责任。拥有200亿元现金储备的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说，他并不相信别人能比他更好地管理这笔资产。自己利用手上的资源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让更多企业崛起，比捐出去更加有效。
第3问 中国慈善是否要“西学东渐”?
传统上，中国即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慈善观。在时间上，中国企业家做慈善并不比盖茨晚。在中国的香港，“李嘉诚基金会”创立于1980年，而“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创立于2000年，前者比后者早了20年。放在当下并不健全的中国慈善大环境来看，此次“巴比”之行，带给中国的不仅仅是一次慈善再教育，更应是一次国人对中国慈善环境以及文化的重新审视和催发。
4问中国慈善岂是一场晚宴就能了解的?
那些拒绝了盖茨和巴菲特邀请的中国富人不想暴露在公众视野中，不想让自己的财富成为议论的话题，更不愿财富与慈善捐献产生无法自主控制的联系。舆论上，大多数中国富豪的财富积累被认为带有原罪色彩。今年6月，民政部前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发出倡议，请中国的亿万富豪们每年贡献一百万元来做慈善。这个金额比起巴比的“半裸”倡议，只能算裸个头发丝，但仍然是响应者寥寥。
“巴比”热心热肠的中国劝善之行，遭到冷遇也就情理之中了。
第5问 中国的企业慈善家在哪里？
在中国亿万富豪总数中，涉足房地产、能源、IT三个行业的占50%，其中1/3的富豪姓“房”，涉足房地产行业。这个数据很好的说明了中国富豪对慈善的举动取决于其创富模式。因此外界传的拒决参会的企业家并不是怕捐，而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慈善计划。
即使有少数企业家真的是因“怕被劝捐而不来”也没有什么不正当——因为一切捐赠行为都是企业家的个人行为，并没有什么面子问题。企业家若想捐，自有他的时间表与合适时机;若是受外来因素影响，而让自己被迫为慈善捐赠行为定出时间表或对外作出公开承诺，那这的捐赠有背于真心慈善、可持续慈善的真正意义。
第6问 天大的好事引来天大的误会?
巴菲特曾在给《中国富人的一封信》中说：你们中国有句古话，拔一毛以利天下，何乐而不为呢?你们中国只需拿出2000亿元就能基本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我愿中国有更多的富人捐钱，我愿中国有更完善的慈善制度，我愿中国的慈善行为更有效”。
巴菲特运用中国成语似乎意在表明他希望沟通慈善理念的愿望。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庆安说，巴比之旅海外首选中国而非那些与之有着相同理念的欧洲国家，正是因为中国与西方的慈善理念不同，“因为理念不同，才需要沟通，才需要传递”。
多数“拒会”的企业家不是怕捐，即使有少数企业家真的是因“怕被劝捐而不来”也没有什么不正当——企业家是敢于创造世界的人，他若想捐，自有他的时间表与合适时机。
第7问 慈善中国谁主沉浮？
福布斯公布了今年的全美最富400名富豪榜单，盖茨以540亿美元的身价蝉联榜首。巴菲特以450亿美元身价排在第二位。去年他俩也是分列该榜单第一和第二的位置。这两位“一贯高调”的风格却在中国例外的低调了一把，巴比的慈善晚宴邀请中国50位富豪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情，却选择秘密开宴。盖茨发给富豪们的邀请信中特别提到了两个承诺——一个是参与此次活动的嘉宾无需作出任何慈善承诺或是进行捐款，第二是保证这是私人聚会，现场也不会有媒体出席不会有媒体参与报道。
第8问 巴比带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
对于这两位美国富豪席卷全球的劝捐风潮，世界其他地方的反应却要平静得多。在欧洲，富豪们对“巴比”倡议应者寥寥，却也并未因此激起“仇富”民愤。传媒对这种高调的慈善方式提出了质疑：如果富人真想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他们应该签署另一个誓言——按时交税、不逃税漏税;避免垄断现象的产生;给员工更好的薪资待遇、福利政策和工作条件;生产时采取保护措施，避免破坏环境。同样地，作为发展中大国，快速创富的印度富豪们也不愿意回应“捐赠誓言”行动。那么，缘何在中国，富人就成了众矢之的，甚至如果批评再深入下去，有可能再次引燃社会仇富情绪呢?仅仅归咎于公众情绪，显然不全面、不客观。但是理清、捋顺此中种种，对于今后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却是必要步骤。
慈善首先应是一个哲学问题，是人心对宇宙人生的体味和思考，是生命对自身的意义构建和道德塑造，也只有先在哲学层面解决了人的短视和自私的局限性，慈善才有可能在经济层面和组织层面得到落实。
（注：删节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