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上，金飞豹跟大家神侃穿越格陵兰岛的趣闻，眉飞色舞。张梁则回忆徒步北极的经历，险象环生。2008年5月，飞豹穿越格陵兰冰盖，暴风、大雾、低温，天地一片混沌……此时的张梁正在徒步北极路上，同一只饥饿的北极熊正面冲突。何曾想四个月后，两个人会走到一起攀登希夏邦马峰呢？
四个月前老王在做什么呢？唔，“5·12”汶川大地震，因一篇博客文章对赈灾慈善的表态，引发“捐款门”事件而苦苦应对，不亚于一次攀登8 000米山峰的磨难——岂止？有过之无不及！可以说地震后的“捐款门”，引发了一次心灵的“地震”。
拉开车窗，风呼呼往里灌，周身舒畅。真想大喊几嗓子！
同汪建同排座位，聊万科企业管理心得。华大基因正在急速扩张，华大掌舵人只要同老王在一起，就会抓紧时间推销生物科学的重要性，又贪婪吸收万科掌门人管理企业的种种经验，互相没有戒备，没有功利，也没有竞争，常常为一个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
认识汪建是早在2003年10月的事，中国登山队队长王勇峰组织一次北京远郊云蒙山纵走，我在队伍中认识了几位分子生物学科学家，其中就有汪建。汪建比我小三岁，个头体型相似，都经历过“文革”，说话直爽，有毫不掩饰的一股傲气——有本事的傲气，我欣赏。两个人是气味相投：有话说有屁放的爽快作风，甚至连火暴的臭脾气也类似，很快熟络起来，惺惺相惜，山友加朋友，彼此称呼“老王”、“老汪”。
1983年5月7日，我搭乘广深铁路火车抵达深圳。满目吊塔林立，头戴安全帽的建筑工人往来如同人龙，柴油发动机声震耳欲聋，土黄色的载重翻斗车一辆接一辆，烟尘滚滚遮天蔽日。鼻腔蒙上一层灰尘，舌头舔舔嘴唇，是涩涩的土腥味。兴奋、狂喜、恐惧的感觉同时涌了出来，手心汗津津的，肾上腺素分泌猛增。这时候的我33岁，当过兵，做过工人，在政府机关工作了三年，有一定的阅历和信心，更有于连那种不甘于平庸，以个人之力奋斗拼搏的野心。
这一年，湘雅医院电镜室的汪建大夫考上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经历了“一号任务”突然中止的挫折，汪建激情不减，认定自己会在中西医结合科研领域走出一条路来。他学西医出身的，到中医院校说话总有点怪声怪气，惹人不高兴，觉得他心意不诚，只想挂一个“学贯中西医”的牌子，去社会上坑蒙拐骗。
但那时候的汪建，对中西医结合的理想是真诚的，野心是实实在在的，视野是比较开阔的。直到今天，汪建对中西医结合依然保持相对开放的态度。多年的求学和科研经历，他得以充分接触中医和西医的基础理论及前沿研究，同时又没有陷入任何一方的成见中，独沽一味，而对其他的医学理论加以排斥。
1984年前后，有几位部委领导和老科学家对气功很“发烧”，从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数学所调了一些人，又从山东大学数学、物理、医学各专业抽调一批人，成立卫生部直属的气功研究所。汪建也作为第一批研究人员调了过去，搞气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