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来过中国很多次了，他们作为股神和董事长来中国有很多议题，也能发挥很大作用。但是这次他们同来中国，两个人都转变了身份：巴菲特的身份不是股神，盖茨的身份也不是企业家，他们拥有一个相同的身份——“社会企业家”。“巴比”利用他们这次“中国慈善之旅”，想要在中国掀动一次以慈善为主题的社会改革。说到中国社会，“巴比”的理解是非常浅的，就像“芭比娃娃”。
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腾飞、国家富有了，老百姓可以自由创业，整个中国的经济体制和西方越来越像。但是公民社会还没有建立起来，公民的社会意识还很薄弱。这与美国那种自组织形态的社会是有很大区别的。在美国，政府的管辖范围很小，功能也很少，许多事是由非政府组织（NGO）来推动的，并且完全自主，绝无政府参与。而中国的“社会”发育得还十分不成熟，现在的中国社会完全是自上而下的，各级政府几乎管理到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以及参与社会活动的每一个组织。可以说，中国人并不是生活在“社会”中，而是生活在“单位”中，政府无孔不入。比如今年玉树地震后，各种慈善组织收到了大量民间捐款，而在国务院一纸公文的指令下，这些捐款全部归青海省政府调配，并且没有人有权利过问捐款的使用情况。这就是中国的典型现状。
同样的，中国的企业也生存在政府的全面管理之下。虽然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创业，建立起一批批民营企业，进行自主投资，其中也不乏做强做大者。但是在中国，民营企业一直仍然处于一种相对弱势的状态。民营企业的每一步发展，都要紧盯着政策的变化，看着政府的脸色。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态度，是鼓励还是压制，直接影响着民营企业的发展，甚至是存亡。许多民营企业并不知道自己的将来在哪里、会如何。自上而下的社会形态，使民营企业很难有政治地位，他们更不能自主地参与社会慈善事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想要放手去做慈善，难度也可想而知。
慈善是一种社会行为，慈善事业根植于公民社会的土壤之中。中国人自古就不缺乏爱心，有着数千年的慈善传统，但是中国的慈善事业没有建立现代的体制和机制。如今中国人的社会行为空间仍然极其窄小，“公民作为一个社会人而存在”这样一个机制才刚刚起步，而民主的根源——基于每个公民的自由的自组织型社会对于中国还很陌生。中国离公民社会还很遥远，“巴比”在中国的劝善尽管很有意义，但是他们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还很欠缺。所以，中国的慈善事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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