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今年春节，我带着家人回青岛老家过年。大年初四，我和几个高中同班同学及家属共计20余人一同吃饭。饭桌上，一个同学提到了喝酒的话题，说到酒量的“破坏性实验”，他说，每个人都有喝醉的经验，喝得最多的那次，就算“破坏性实验”。其中一个同学说自己根本就不会喝白酒，只能喝几两，其他几个有的半斤，有的9两，有的1斤，最多的1斤2两，而我是１斤８两。这勾起我对年轻时喝酒的一段往事的回忆。
事情起源于我下乡的经历。在我的一生中，曾经当过农民，尽管时间不长，但有些经历是刻骨铭心的，喝酒也是其中之一。当时我刚刚高中毕业，就到山东掖县土山公社徐寨大队去下乡。一开始我还比较活跃：办黑板报、唱歌、演出……，但很快就下地劳动了。这一下地劳动，我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因为我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干起活来有时连女孩子都不如。大家在一起锄地，别人锄4垄，只给我留1垄，我还是被落得老远，这使我非常郁闷。在这段时间，由于我不能适应下乡，不能适应体力劳动，天天唉声叹气。我们知青点的领队是个工人，说话、办事都很鲁莽，他不但不会与我沟通，反而说出很多伤害我的话。这使我和领队的矛盾、和我们一起下乡的“知识青年”的矛盾很深。
正在这时，我记得是1975年10月，一个朋友来看我，这使我非常高兴，也有了理由请假陪朋友去逛逛。我们来到了沙河镇的集市，据说这个大集很有名，在《南征北战》这部电影中曾经提到过这个集市，周边三个县的人都到这赶集。到了集市，我们就找了一家小饭馆，要了两瓶白酒和一些下酒菜。此前我从来没喝过白酒，也不会喝，也不知道自己能喝多少。但是心中的郁闷让我只想发泄，于是把酒一杯杯往肚子里灌。整整两瓶白酒都喝完了，朋友只喝了2两，而我喝了1斤8两。借着酒劲，我爬上一个高高的大草垛，开始在上面演讲，说上山下乡是对青年的迫害等等。很多来赶集的农民看到有个人在草垛上演讲，非常新奇，都围拢过来。人围拢得越多，我演讲得越起劲。大约十来分钟后，警车来了，是要抓我的。我一头从草垛上扎下来，不醒人事。
当我醒来的时候，朋友已经离开了，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后来才发现已经趟在医院里了。原来，警车本是来抓我的，但当警察看到我从草垛上扎下来、不醒人世时，才发现我原来是醉了，而且醉得很不一般。于是，警车变成了救护车，把我送到了医院。在医院里，酒精已经把我的胃烧坏了，我不但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而且还吐出很多鲜血。医院给我洗了胃，２４小时以后我才醒来，又住了三天，才出院。后来人们都跟我说：你幸亏住院了，否则肯定就被抓走了。
当我对同学和他们的子女们讲这个故事时，我很心酸，但最后我的结论让他们很吃惊：我认为，年轻人应该喝酒，而且应该做“破坏性实验”。这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往往比较内向，喝酒是打破拘谨的方法，也能使人更容易沟通。而现在是全球化时代，人们的沟通比学习更重要，只有沟通才能与别人、与别的领域链接。在某种意义上，链接世界的能力是现代人的最大能力。我喝酒的故事，对我来说也是正面的，因为喝酒，我的故事就迅速地在掖县、青岛的一些下乡派出单位产生了很大影响，为了不让我出更多的事，很快我就顶替我父亲回青岛就业了。可能没有我喝酒的故事，我会在农村呆更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