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我和美国在华专家杜开昔（K.Dugan）开展了《1950年代留美归国科学家》口述史的研究。1988年11月26日，我们到清华大学谢毓章的家里采访了他。当时谢毓章主要向我们讲述了他出国前的经历（包括在大学读书期间的经历和如何出国的）、在美国留学期间的经历，以及回国后的工作安排情况，然而更多的是讲述了他在国内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亲身遭遇。
在访谈过程中，谢毓章的话语间充满了不满和遗憾。谢毓章告诉我们，文化大革命之前，他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每天就是教书，几乎没有做什么研究工作，他对国内的教育制度——教学大纲，对教师教学方式的约束等感到不满，并认为自己回国后业务技能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倒退了。那时候，他消沉得很，什么事情都不管，每天只是为了应付上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谢毓章说自己一天到晚老是挨批。当时学校的红卫兵把他抓走了，对他进行审问，说他是资产阶级思想，崇洋媚外，还把他看成从美国回来的特务，因为他回国后经常和美国的朋友联系。另外，谢毓章在美国留学时是搞核物理的，红卫兵认为，他回国是“别有用心”。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很多人被关进牛棚，但是真正进监狱的还是少数。1968年，谢毓章正式被关进监狱了，直到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前几天才被释放出来。谢毓章在监狱期间，他的夫人和女儿也受到了牵连。他的女儿去东北插队了，呆了三四年，直到1973年谢毓章才把女儿接回北京。恢复高考后，1978年他的女儿参加高考，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分校。谢毓章说，有很长一段时间，女儿心里对他不满意。他的夫人认为，若不是受了他的影响，家里情况可能会好一些。谢毓章也觉得，是自己连累了夫人，连累了女儿，为此感到很难过。1972年从监狱出来以后，他被派往二七机车车辆厂劳动，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挨批。1975年，清华大学把谢毓章调回物理教研组。1978年，清华大学在基础课委员会范围内给他平反了，公安局也参加了平反大会，当场宣读文件，承认把他关进监狱这件事情是错误的，后来基础课主任给他看了平反文件。平反后，谢毓章申请调到了科研组。谢毓章回国20多年来，从未做过物理方面的研究工作，直到开始招收研究生以后，他才做了一些研究工作。谢毓章告诉我们，液晶物理组的第一批研究生就是他培养出来的。采访时，谢毓章还说：“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对我们的伤害至今也无法消除。”
2010年12月，我去美国华盛顿考察期间，恰巧范岱年老师也在美国华盛顿，他告诉我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所原副所长俞惟乐就住在华盛顿地区。我和范岱年一起专程拜访了俞惟乐先生。俞惟乐和她丈夫陈绍澧都是1950年代留美归国的科学家，陈绍澧在文革中受迫害不幸去世，而俞惟乐在退休后到美国定居。在拜访俞惟乐时，她说到谢毓章是她当年在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同学。俞惟乐对谢毓章评价很高，说他学习非常好，性格很直爽，胆子非常大。她还说，和谢毓章一起上过数学课，美国老师都很佩服谢毓章，当时谢毓章在学习上也给她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谢毓章回国后去了清华大学，俞惟乐去了东北，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联系了。当我告诉俞惟乐，文化大革命期间，谢毓章蹲了5年监狱，到现在也不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时候，她感到很惊讶。俞惟乐表示，她对谢毓章回国后的经历几乎一无所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她曾去清华大学看过谢毓章一次，当时谢毓章的女儿已经去了美国，但是谢毓章没有跟他提起进监狱的事情，她也没有听别人说起过。俞惟乐说，不知道谢毓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2010年底，我访美回来后整理《1950年代留美归国科学家》口述史，我想再次采访谢毓章。一方面算作给俞惟乐对谢毓章的关心做一个交待，另一方面也为了对当年的采访中存在的疑难问题做一个考证。
我往清华大学谢毓章家中打了很多次电话，都无人接听。我大学系主任乐光尧教授的夫人叫黄敏南，是著名国民党中将黄维的女儿，清华大学物理系退休教师。我请求黄老师帮我联系谢毓章，黄老师不辞劳苦，专门跑到清华大学东问西寻，最后终于得知谢毓章现在住进了北京东郊的一所老年公寓，身体健康状况还不错，可以会客，我感到很欣喜，本来我们约好3月16日下午去看望谢毓章，但是我临时有事，只好让程宏和高颖代为看望。
据程宏和高颖说，那家老年公寓叫馨澜之家，是一个拥有两层小楼的养老院，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占地面积15亩，现住有120位老人，1915年生的谢毓章是年龄最大的长者。谢毓章包下了一个20平米的单间，有独立卫生间，还有一个专职护工。谢毓章坐在椅子上，已经不能单独站立，除了有些耳聋和脑萎缩外，身体无大病，视力不错，还能认字，精神还算好。
程宏和高颖说，谢毓章得知来访的缘由后，显得有些兴奋，说：“我从美国回来，再也不回美国了，我们这些人都想回国内工作、生活。”他接着说：“我给在美国的朋友写信，告诉他们，国内的房子已经被别人占了，现在清华很乱，回来没有工作可干，让他们暂时不要回来。”后来，他又说：“我在这里已经住了五六年了，清华正在盖房子，马上要盖好了，我要搬回清华去住，那里的房子很大，我再也不回美国了。……”显然谢毓章的这些思维活动仍然停留在五十年代归国前和文革期间。
程宏和高颖问了谢毓章一些原来采访中存在的不太清楚的问题，但是谢毓章对以前留学、回国后的经历等情况都记不清了，而且在访谈期间翻来覆去讲上面那些话。不过当提到一些他在清华大学念书期间的同学时，有些人谢毓章记得非常清楚，甚至黄西唐的“西”字应写为“稀”都给他们指正了。当他们问到，许孝慰和徐骣宝是否为同一个人时，谢毓章非常肯定的回答不是同一个人，还说这两个都是女同学。当他们提及谢毓章在范德比尔特大学读书时的同学俞惟乐时，谢毓章说只记得有这个人，但是具体的情况已经不记得了。当他们问到，1957年刚回到国内时，是否有人说他是从美国回来的特务？谢毓章说时间太久远了，不记得那些事情了。至于其他的问题，他都答非所问。据谢毓章的专职护工钟伟华说，谢毓章年纪大了，对很多事情都记不清了，说的也不一定对。前段时间清华校领导到公寓看望谢毓章，请他四月份回去参加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钟伟华还说，谢毓章的女儿谢玫一直生活在美国，每周都打电话询问谢毓章的情况。谢毓章的夫人已于两年前去世了，现在都由她侄女寇兢为他联系与清华大学的日常事务，寇兢每周都会来看望姑夫（谢毓章）。实际上，此前，谢毓章的身体状况一直很好，2005年住进北京的一家养老院，两三年前才搬到馨澜之家老年公寓。直到去年他还可以自己走路，不幸的是，今年元旦腿摔骨折了，由于年岁已高，不能做手术，只得请人全面照料起居。
最后钟伟华给了程宏和高颖联系谢玫的电话。谢玫知道后非常高兴，愿意尽能力代她父亲审阅我们多年前的采访录音稿，并愿意尽力提供谢毓章当年在美国留学的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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