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29日下午，香港大学许成钢教授和郭迪老师来长城所访问。他做了一个小时关于科技创新的制度经济学的演讲，随后双方就中国创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互动。除了我之外，武文生、赵慕兰、陈文丰、王成刚、邵翔、孔伟强以及长城所的部分咨询师也一同参加了本次会议。双方的亲切与友好的讨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已经走出了一条道路
许成钢教授说，2011年中国专利授权量第一次超过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位居世界第一，而在此之前中国就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风险投资目的地。我们双方都认为，风险投资的活跃程度是当今世界衡量一个经济体创新程度的重要标志，美国是风险投资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经济是典型的创新驱动型经济，其核心特征是在市场作用下，一批采用新技术、新理念、新商业模式的创业型企业发挥主导作用，风险投资是助推这些企业成长的主要力量。许成钢教授特别指出：“欧洲和日韩虽然在部分产业领域形成了较大影响力，但其创业活跃程度远不如美国，创业型企业在科技创新当中的作用一直较弱。这使得欧洲和日韩在整体创新活力方面和美国相差甚远，风险投资也十分不发达。因此，欧洲和日韩的经济不能算是典型的创新驱动型经济。”
说到这个问题时，我深有同感。我讲到，2006年我和中关村代表团一起访问日韩的时候，看到中关村的创业者大多都是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而日韩的创业者都是五六十岁的老人。在日本大型企业的会议里面，五六十岁的老员工台上讲话，三四十岁的员工端茶倒水，二十几岁的员工连进入会场的资格都没有。给人的整体感觉是非常缺乏创新活力。郭迪老师说，携程网的一个联合创始人在斯坦福大学念博士学位时，做了一个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发现日本人平均创业年龄是在50岁左右。
目前，中国已形成了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深圳高新区、武汉东湖等一批创新创业极为活跃集群，科技型创业企业是集群创新的主要力量。这一点与美国非常相似。中国不仅在专利授权数量等方面指标与美国非常接近，而且在创新经济本质特征方面也与美国接近。可以说，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已经走出了一条道路。
二、中关村是中国走向创新经济的代表
我们向许成钢教授介绍了近年来长城所做的关于中关村的系列研究课题，主要内容涉及中关村的制度创新、创新创业、商业模式创新和产业发展。赵慕兰补充介绍了“十论中关村”百家企业自主创新调研、中关村技术转移战略研究等成果。许成钢教授十分重视中关村的制度创新，他尤其对写入《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的“法无明文禁止不为过”的法律原则感兴趣。许成钢教授认为这与英美法系相同，由此谈到了司法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认为相对于大陆成文法系，英美案例法系更加有助于创新活动。英国先于欧洲大陆发生工业革命，美国二战后新技术革命领先全球，均与其案例法的司法体系和司法传统相关。
我说，近几年来，中关村每年的新上市公司数比硅谷还要多。2008年硅谷仅有2家企业上市，2009年更是只有1家，2010年回升到11家。相对来说，2008年-2010年的中关村企业上市情况要更好一些。2008年中关村新上市企业数量为6家，2009年达到23家，2010年达到39家。我们曾经做过一个世界一流科技园的比较研究，中关村每年的新创企业数仅次于硅谷，每年新创企业3000家，远高于新竹、班加罗尔等园区。中关村发展的动力是瞪羚企业，近五年来，每年新增销售收入过亿元企业达100多家，符合中关村管委会“瞪羚计划”标准企业有3000家。刘延东在英国剑桥科技园参观的时候看到他们的孵化器是5000平方米，英方陪同人员告诉她说清华科技园的面积是70万平方米，其中的孵化器要比剑桥的孵化器大得多，中国的孵化器不管从面积和个数都是全球第一的，硅谷也没有中国这么多大型孵化器。你要到中国各高新区，动辄二三十万平方米的孵化器，像大庆这种地方，都有10万平方米的孵化器。
许成钢教授提出，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依靠三个要素：人力和资本投入、技术进步、制度因素。现在技术进步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关村同时拥有了这三个要素，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他认为中关村非常值得研究，中关村能够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未来，甚至世界的未来。
中国的新经济是逼出来的，中关村的创业模式是从80年代“脑体倒挂”时候开始的，当时高校院所里科技人员都去创业，这个一下子符合了新经济发展特点，走出了一条硅谷式的科技创新道路。中关村现在的结果就是当年这些成果的延伸，中关村干的事对中国的未来也是有着示范作用。我们想，这样的研究怎么能做才能更有价值，更有创新的意义，希望许成钢给我们提出建议。我们去硅谷之后就发现，我们在90年代就做过一个中关村区域创新网络的研究报告，这些报告对指导中关村发展很有价值，但硅谷没有这样一个报告。
三、创新不是计划出来的
许成钢教授认为，对于像高铁这样的跟随性创新而言，计划能够发挥较为明显的作用。但是对于产业中原始创新，只有分散化的市场竞争才是最有效的途径。“创新不是计划出来的”。
许成钢教授还介绍，20世纪50年代苏联试图集中国家资源和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竞争，20世纪80年代日本也曾经试图以国家计划的方式在计算机、数字音视频领域超越美国，但最终都没能够成功。美国没有统一的国家计划，而是由众多不同实验室、不同的创业者，分散式研发和创业，最终取得了今天的成就。这充分说明由于原始创新的不确定性，举国体制是一种错误的形式，市场不能在政府组织的情况下进行创新，因为没有人能够断定准确的技术路线和发展趋势。
我同意许成钢教授的意见。我说，1999年的时候，李岚清抓的最重要的事就是院所改革，他希望将应用型院所都变成企业，现在这种改革有很大的反弹，各地政府又在纷纷成立所谓“工研院式”的研究所。我认为这是科技领域的国进民退。金融危机之后，国家4万亿投入、抓十大产业规划，这引起了大范围的“国进民退”。结果中央4万亿投资之后引起地方政府几十万亿的投入。我在做“十二五”规划时曾到发改委，与发改委分管“十二五”规划的人进行交流，我当时预测在“十二五”期间如果不重视，就要发生中国引起的金融危机，这个危机就是由于地方政府无效投资造成的。现在据说有所收敛，但是几十万亿已经下去了。
可能是国务院觉得国进民退太厉害了，就提出战略新兴产业。发改委开始为战略新兴产业做战略规划。我当时很着急，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我就写了很多的文章，提出我们应该发展的是原创新兴产业，国家不能为原创新兴产业做规划和投入资源，要让地方高新区和企业承担探索原创新兴产业的主角。创业是企业试错，原创产业也应该产业试错，即多个企业进行试错。
四、创业型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要动力
许成钢教授认为，大企业更加适合做改进型创新，而中小企业才是创新的主力。有人做过统计，默克每年花在药物研发方面的金额相当于全美医药领域风险投资的总和，但是在10年间，默克一共制造出了2种新药，而风险投资支持的中小企业创造出了30多种新药。
我很赞成许成钢教授的观点。我说，现在的中国企业，包括民企它们做大做强以后，就开始出现很多问题。垄断、进入房地产、对新创企业通吃，我2001年开始关注反垄断，既批评国有企业的垄断，也批评民营企业新出现的垄断。我上月去宁波，与宁波市委书记吃饭，他问我对于宁波发展有什么建议。我说，宁波的未来要靠瞪羚企业，宁波应该全力以赴支持这种企业的发展，而不是全力以赴支持大企业的发展。
我说，天使投资对中小企业创新很重要。美国是以个人天使投资为主导的天使投资模式，使得原创性技术创新很多。而中国扮演天使角色的很多是地方政府，这样的结果就是任何一个项目都要经过很多个专家评审，而专家评审肯定就会把这个原创给抹杀掉。他们反对的理由就是这个项目很可能失败，结果很多企业的原创性就给抹杀了。我很想做一个研究，来说明天使投资对原创发展的重要性。许成钢教授很同意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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