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七七级大学生，1982年春毕业，今年适逢毕业30年，在此之际，我想回忆一下当年我大学毕业分配与求职的情况，也想谈谈对大学毕业生职业生涯规划的看法。
当年计划经济制度下的我们不论是什么人，工人、农民、教师、军人还是学生，一入校，都统统变成了“准干部”身份，毕业时也是“统包统配”，一到新单位报到，立刻成为正式国家干部。这和今天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大学毕业生以普通劳动者身份到处寻找用人单位，“自主择业”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着这种大学毕业就业制度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不禁感慨万分。
30年前大学毕业分配去向都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几乎不存在就业压力。但那个时候大学毕业可选择的路也很少，几乎是已经被划定了的，除了服从分配，几乎别无选择。今天大学生就业时，可选择的路太多了，不只是十字路，甚至还有米字路。在他们自主选择的过程中，被雇用单位捡来挑去，碰得焦头烂额。过去学校都有个“毕业生分配办公室”之类的部门，如今几乎都演变为“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之类的机构。当时辅导员作为学生的行政管理人员，参与学生就业分配，掌握着学生毕业去向的大权，如今他们却真正成为了学生就业选择的辅导员。
可以说，当时我们面对的是没有自由和没有选择的痛苦，现在的学生面对的是选择太多，不知所措的痛苦。至于两种就业模式，那个更好，我认为当然自主择业更符合人性，也更有利于学生毕业后的发展。
分配与派遣工作
1981年底，学校的毕业分配方案开始向学生下达，我们是个师资班，分配方向多是石油系统的院校。当时石油院校的高校不是很多，所以方案中多为某某石油学校（中专）或石油子弟中学。而那些石油子弟中学往往不明确说明最终分配去向，只说某某城市的石油部某某局，这就意味着到了那里报到后，还要面临着二次分配才能到具体的工作单位。学校对于毕业生分配计划的实施步骤是，先让同学自由报名，再由学生辅导员汇总，平衡后由系领导和学生辅导员敲定并公布，然后由校方发给同学派遣任务书。
大学４年的学习和生活经历让我的思想更成熟，也让我的自由意志更加“膨胀”。记得1980年第5期《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封署名为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信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全国千百万青年参与讨论。当时媒体把它称为“人生观大讨论”，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思想事件。在改革开放之前，所有人生观的宣传都强调学雷锋、做螺丝钉、大公无私，让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生命和理想完全融入到集体中去。记得潘晓信里面有一句话：人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在这场讨论中开始出现了“人的自我设计”这种观点，我对这种观点十分欣赏。可以这样讲，我后来的人生之路，就是在不断地自我设计和自我选择。
记得当时我们班的毕业分配方案中除了留校以外，有天津塘沽、河北承德、河北涿州、重庆、兰州、湖北沙市、甘肃长庆、江苏江都、河南濮阳等。我的理想去处就是一个大城市，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我记得当时中国青年报上有一幅题目叫《“天南海北”任党栽》的漫画，画上是四盆花朵，各花盆上分别写着天津、南京、上海、北京。我想到大城市主要是大都市的思想文化往往比较开放。当时如果方案中有深圳，我就会首选深圳。衡量再三，决定报名重庆，没想到辅导员不同意。
大学高年级时，我经常参加一些朦胧诗的创作团体活动，这是一些爱好文学创作的青年人的聚集地带，其内容多为反思“文革”，表达幢景未来的心声。我们的学生辅导员属于文革中的活跃人物，我们入学时他刚从“三种人”的审查中恢复工作，但其思想仍然很左。他对我的这些活动常常加以干涉，我们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张。一次我的辅导员发现我在看一本文学名著——《安娜·卡列尼娜》，他很严肃地说“这种书最好不要看！”。当时我和青岛的一家民间刊物《海浪花》有联系，后来《海浪花》出事儿了，有人来学院调查，我的辅导员就当然地把我列入自由化的另类。
辅导员不批准我去重庆，他认为我在大城市容易搞自由化，这个理由有些荒唐。那时，大学生都是服从组织分配的，在分配计划范围内只有很小的调整余地。辅导员计划分配我去河北涿县，也就是今天的涿州。他给我打了招呼，我表示不同意。辅导员听了我的话后很紧张，在大学生“统招统分”的制度下，如果学生拒绝服从分配不离校，或者分配出去的学生回校要求重新分配，那事情就闹大了，有可能惊动高层领导，会招致批评他的工作没有尽到责任。
辅导员劝说我：北京没有名额，涿县是离北京最近的地方，比较适合我，等等。这个理由可能是真的，但也不能排除变相的“下放发配”。我说可以先去看看，如果不满意我会回来要求重新分配，在这种前提下，我办理了离校派遣手续。
谈判与上岗
1982年1月，我离校后首先回到了家乡青岛市，与家人过了个春节，稍事休整。二月底，我到了涿州。当时我班同学有两人被分配到那里，另一位同学梁云辉比我先到了石油部物探局报到，他选择了涿州石油物探学校，我报到后只剩下涿州石油子弟中学在等待着我。
这时我了解到物探局还有一个中央电大的教学点，但是没有接纳毕业生的指标。我很看好电大教师不坐班制度，有较多的自由时间从事其它研究，我当即提出要到电大工作。物探局人事处处长听了后吓了一跳，他从未见过像我这样的毕业生，敢提出“非分”要求。他不敢贸然答应，我则明确表示：如果能去电大，我就去，如果去不了，就请你们把我退回给石油学院，我让学院重新分配。我没有递交毕业生派遣书，等着他们的答复。
人事处长说“向领导汇报一下再说”，后来得到的回复是领导“需要研究”。在当年，第一届大学毕业生人数较少，基层单位都很缺人，一般不愿轻易放走一个经过努力争取得来的分派学生指标。于是我就被安置在宾馆里，吃住全包，等待研究后的结果。其后半个月，我在宾馆里的生活可说是一种煎熬。我不知道我的未来命运是什么，如果物探局不答应我，我的选择将更加迷茫。
80年代初，中国社会开始了急速变化，也可以说是一种“启蒙”时代，接续了五四时期的启蒙传统，是价值观的一场拨乱反正。那时，常挂在嘴边的词汇有关于“个人的主体性”、“个人的自我设计”等争论性话题。许多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学生，面对未来的征程宏图，开始了自我设计。先前那些要做祖国建设的“一块砖头”、“一枚螺钉”、“一颗路石”的宣教开始遭遇到了挑战。
我曾经设想一旦不批准我择业，我就走三条出路：一是回学校要求重新分配，如果拒绝重新分配话，我就大闹一场，理由是组织分配也要符合我的意愿；二是回青岛家乡，自由谋职业；三是南下闯深圳，寻找创业机会，当时有一个香港朋友邀请我去深圳共同创业。
在宾馆半月等待中，我一直苦苦思索，在设计我的未来。如果用“恐惧”和“焦虑”来形容我当时的心理状态应该是恰当的。因为，当时服从组织分配是所有国家培养出来的学子的唯一出路，如果不服从分配回学校闹事，还不知会有多大灾难临头；如果回青岛或去深圳创业，也没有什么具体计划，前途未知，一片渺茫。
半个月后某一天，物探局领导终于批准了我去电大当教师，从此我的人生轨迹又发生了一次历史性转变，我沿着对物理学史、核武器与核和平、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等的研究方向，循序渐进，最终走向了创办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走上了自主创业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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