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纯如的父母谈张纯如
元月8日，我在硅谷拜访了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博士，父亲张绍进博士。张纯如的的父母先向我介绍了他们自己的情况。张盈盈毕业于台湾大学农化系，张绍进毕业于台湾大学物理系，他们都是20世纪60年代从台湾去美国的。张盈盈拿到了哈佛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后到伊利诺伊大学从事生物化学研究工作。张绍进先后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学位、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担任伊利诺伊大学物理系教授。接下来，张纯如的父母分别介绍了他们的家庭背景、张纯如学习中文的情况以及张纯如写的《春蚕》和《南京大屠杀》这两本书的情况。
张盈盈的父亲是张铁君先生，原籍南京，后从中国内地移居台湾。张铁君先生是台湾当年非常著名的政治评论家，前《中华日报》主笔，国民党的中评委。他在大陆和台湾都写了很多书，发表过50多篇文章，其中有研究国父的、有研究孔子的。受父亲的影响，张盈盈从小就开始喜欢写作，文字功底也比较好，从而诞生了为纪念女儿张纯如写的《不愿意忘记历史的女子》一书。
张绍进的父亲和张铁君是老朋友，但是他的经历是截然不同的。1937年1月，张绍进出生于江苏泰昌，当时他的父亲担任泰昌县县长。泰昌位于上海的一个出口港。中日战争期间，日本扬言要在3个月内把中国灭掉。上海是国际港口，一旦上海这一仗打漂亮了，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所以国民党下决心要跟日本好好打一仗。战争期间，张绍进的母亲带着4个孩子离开苏北等待结果，而张绍进的父亲是县长当然要坚守阵地，3个月后才离开战壕。期间，他父亲协助军人做了很多事情。后来，父亲找到了他们母子5人，并带他们离开苏北，到了四川。1949年张绍进的父亲到了台湾，张绍进的母亲和他的兄弟姊妹留在大陆。由于张绍进的父亲以前给国民党做过事情，1951年，一家人的日子并不好过，路上碰见熟人，还得绕道而行，避而远之。后来，张绍进的母亲编造了一个故事，说自己的老公在香港有外遇，要去香港把老公找回来。周围的人都很同情她的遭遇，一位领导当时还帮他们一家五口申请去香港，从此她们离开了大陆。
张纯如的父母谈了张纯如小时候学习中文的艰辛。张盈盈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朋友说，小孩如果能在年幼的时候学习多种语言会帮助开发两边的大脑。当时为了给张纯如提供一个好的环境学中文，张盈盈开办了一个中文学校，召集了10个小朋友和张纯如一起学习。教孩子们中文的老师找不到合适的教材，就自己编写课本同时让他们学习拼音和繁体字。她们坚持用繁体字，因为学会了繁体字就会很容易看懂简体字。当时张纯如家在香槟县，每个周末父母都会开车带她去伊利诺伊学中文，路上要耗费3个小时。张纯如学了6年中文，进入高中和大学后仍然坚持学习。张纯如到中国采访时，每次坐出租车，司机问她是从哪里来的？她到北京采访，就说自己是从南京来的，到南京采访就说是从北京来的。所以有很多人都说，难怪你说话有外地口音。张纯如回到美国跟她的父母讲了这件事，还说当时这样做是为了避免长篇大论地谈及自己的美国背。
说起张纯如写《春蚕》，她的父亲骄傲得讲起了她写这本书的缘由以及她对理科的兴趣。张纯如在读高中时对数学很感兴趣，这跟她的父母都是学科学的有关系。她高中学数学和电脑，大学前两年也是学这个，有很好的数理方面的基础，她到了大三才转到新闻系。张纯如之所以选择写作为主修课，是因为她从小就热爱写作。张纯如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写作研究生课程的时候，她的导师是著名杂志“Science and Nature”的编辑Barbra（芭芭拉）Culliton，一个非小说类的教授。Barbra有一个朋友是“Habor Collin”的编辑Susan （苏珊）Barbortor。苏珊听过钱学森的故事，了解钱学森在美国的一段遭遇，要找一个有亚洲背景的人写一本关于钱学森的书。芭芭拉把张纯如推荐给苏珊，当时张纯如只有23岁，还是个学生，没有什么写作经验。一开始，张纯如问父亲谁叫钱学森。张绍进说自己在大陆、在台湾的时候就听说过钱学森这个人，看过钱学森在美国的遭遇方面的书籍。1980年，他曾到广州参加科学会议，当时钱学森、李政道、杨振宁也去了，邓小平还请他们吃饭。张绍进说尽管久闻钱学森大名，那是他第一次见到钱学森。张盈盈说，《春蚕》这本书出来后，很多人给她的书作了评论。当时，有一个教火箭研发的科学家评论说，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纯如这个人，原本以为一个学写作的研究生有什么资格去写这本书，也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但是我看了这本书后，感到很吃惊。尽管我是教科学的，我想我的学生都不可能写到这种程度。张盈盈告诉我，张纯如从小就喜欢习作，有文字功底，也接受过科学方面的训练，芭芭拉让她写《春蚕》，选对人了。
《春蚕》一书完成后，张纯如又用了两年的时间写了《南京大屠杀》，这本书对于洗去中国羞辱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张纯如在硅谷参观了抗日史实维护会的画展，回去后，马上行动起来。她到国会图书馆、神学院图书馆去查资料。在神学院图书馆，张纯如看到一个外国见证者写的日记，当时她哭了，打电话给父母讲述了日记中描述的场面，张纯如说很残忍。为什么这个见证者给张纯如的印象如此深刻？张盈盈说，因为这个人也出生在伊利诺伊的一个小城，离香槟镇不远，刚好张纯如也是在那里长大的，是伊利诺伊的毕业生，也是个女的。那个见证者为中国做了很多事情，不幸的是她的女儿自杀了。那个人在日记中详细介绍了日本人的所作所为。这给了张纯如很大的触动，所以她决定写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后来这个见证者的后裔非常支持张纯如的书籍的出版工作。张纯如的父母说，她开始写《南京大屠杀》一书的时候，离南京大屠杀60周年只有2年的时间，时间比较紧迫。张绍进记忆中，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张纯如才开始写作，当时他们住在伊利诺伊，张纯如住在加州，有两个小时的时差。他们早上醒来的时候张纯如才收笔，因为张纯如每天写完都会给他们打一个电话，讲她一天中做的事情和她写作的感想。所以说，张纯如写《南京大屠杀》一书的整个过程都和他们做了交流。张绍进还说，张纯如每次收到资料都会征求他们的意见，尤其是收到从中国发来的电报，都会问他们翻译的是否准确。可以说，他们母既是她的引导者又是她的翻译官。由于当时的文献历史久远，很多所用的特殊代词现在的人都已经不为所知了，他常常能为女儿在这方面把把关。张盈盈说，她们夫妻二人也一直在跟着张纯如学习。比如说，她们在四川的时候不知道有安全区，在台湾也没听说过，后来听张纯如说了才知道，她觉得很有意思。
2010-12-27 | 在硅谷寻找张纯如
2010-11-26 | 与硅谷华人创业先驱谈创新
2010-09-02 | 五十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后悔了吗？
2007-07-24 | 回忆张纯如——从电影《南京》说起
2011-05-12 | 郭永怀夫人，20年后再访李佩
2011-01-31 | 1948年由共产党资助去美国留学的罗沛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