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3月,美国副总统拜登多次发表讲话,强调“更大的开放性和普世人权的保护是促进所有国家创新的最好方式,中国也不例外”,认为“专制体制限制人们的思考,禁锢创新精神”, “美国的经济相比中国经济,至少有一个关键的优势—创新”,而这种优势又依赖于“美国自由”。他认为“美国仍然是全世界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而“依中国目前这种体制,中国无法主导世界,美国才能主导世界”,并不客气地说“中国缺乏创新能力”。
应该说, “创新”是美国人真正值得骄傲和沾沾自喜的地方。的确,自由主义的文化、创新条件的完备、大量技术移民的融入、全球经济霸主及新兴产业引领者的地位等等,使美国在全球呈现出创新环境最好、创新群体最大、创新能力最强、创新阶段最高的发展态势。中国在中长期科技规划后提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国家战略后,方方面面都在进行创新方面的努力。拜登的这次讲话应该理解成对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泼了一次冷水,应引起中国各方面关注。中国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存在高端创新领军人才匮乏等现实障碍,还存在长久以来传统思想文化的历史包袱,也存在限制人们思想自由、抑制原创等不利的体制、机制障碍。
不过,拜登并不完全正确。因为,不同的国家或时代需要有不同的创新范式,而不同的范式则取决于一国特定的发展阶段及战略需求。就技术层面、需求层面、竞争层面而言,发达国家往往需要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和引领性创新,而欠发达国家更多的需要集成性创新、适应性创新和跟随式创新。对于中国创新发展的判断,首先应该立足于中国欠发达的发展阶段,着眼于中国的超赶战略。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个三十年,就是通过大量跟随式创新紧紧跟上了世界发展的步伐,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进入改革开放的第二个三十年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提出,我们确实需要从原有的创新范式逐步向集成创新、适应性创新同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和引领性创新并重的创新范式转变。但是,创新范式的转换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仅要弥补人家发展几百年沉淀下的差距,还要破除几千年来留下的思想文化包袱,更要扫清六十年来累积下的体制机制障碍。就这一点而言,拜登说得是正确的。
我认为,对于中国人来说,既不能盲目自大地否认拜登观点的合理性,也不应轻易臣服其“一刀切”式的创新评价标准。我们应该确立起对“中国创新”的自信心。中国的创新讲究经世致用,特点是集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产业组织创新、思想文化创新于一体。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舞台上发生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创新。但许多人认识不到这一点,因为大家往往把集成性创新、跟随式创新、适应性创新看做低于原始创新一等,就像总认为发展中国家低人一头一样。事实上,中国人的创新是在强大的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自尊心的驱使下进行的,是在竞争中逐步进入创新的制高点。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只用了30年的时间,从创业到创新再到创新的制高点,完成了跨国公司几百年才能完成的演进。同时,我们也应该更清醒地看到,要进行原始创新,中国人必须享受更多的自由,尤其是思想自由,必须更进一步打碎禁锢人们思想的体制、机制障碍,更积极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让创业者和企业家不再分心于体制、机制创新,而是集中精力进行商业模式创新。
总之,我认为对于中国的创新,中国人应该感谢拜登的提醒,中国人也应该进行深入的反思。中国人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进行更全面的体制改革,在全球化的不断演化中,不断进行原始创新,在未来30年中真正走出自主创新之路。到那时,中国也成为全球另一块自由的天地,成为新的原创新兴产业的引领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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