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我的大学》过程中，我十分恍惚，我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华东石油学院？北京石油学院？中国石油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中国石油大学（青岛）？
一、华东石油学院我只能先从华东石油学院说起，因为我是被华东石油学院录取的。1978年2月的一天，在高考结束后两个月，我接到被华东石油学院录取的通知。我在山东已经生活了22年，从未听说过有个华东石油学院，高考志愿中也没有填报华东石油学院。我中学老师物理老师郑明欧告诉我华东石油学院是原北京石油学院迁到山东胜利油田的。胜利油田在青岛人叫做“923厂”。青岛有很多人在“923厂”工作，在我心中“923厂”是个荒凉的地方。郑老师告诉我，北京石油学院是个教授水平很高的大学，他向我介绍了他的妹夫热力学家任瑛，介绍了物理学家戈革。我被物理师资班录取，就意味着我会成为戈革的学生。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先生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或许这成就了我下决心去东营上学。
1978年3月12日我从青岛坐火车到了淄博，再换上去东营的火车，来到位于胜利油田基地的华东石油学院报到。我们的上一级学长，当时尚未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为我们提供了迎新服务活动，他们打着“欢迎新生入学”的标语，组成迎新队伍，帮着我们搬运行李，引导我们入住宿舍、办理入学报到流程。说实在的，一路上的盐碱地，一入校看到学校的荒凉，让我的心又凉了半截，我心想这里连我当年下乡的地方都不如。我当时心里一直在惦记，我如果不报到，第二年能否参加高考。尽管这样想，但当时经过下乡，工厂里当工人这些人生磨难，我又这么希望上大学。我终于没有胆量不报到，只能随波逐流完成了报到手续。
来到学校报到，我才知道，我们物理师资班属于基础部，当年共招了四个师资班，有数学、物理、力学和电子班，共计111位同学。华东石油学院除了基础部还有五个系，勘探系、开发系、炼制系、机械系、自动化系。我们77级共招生了783位同学。
第二天，我们基础部四个师资班召开迎新会，系领导给我们讲了话，向我们介绍师资班的培养目的、计划和主要任课老师，之后我们参观了校园。这天下午，我们物理师资班在实验楼召开师生见面会。我记得桌子摆成一个很长的长条，同学们坐在桌子两旁，戈革拄着文明棍出场了，戈革说话声音不大，同学们鸦雀无声，静静的听着戈革的训话。戈革说到人才成长不易，成才更难。他还说，你们这个班，有一两个将来能成才就很不容易了。
【图1】我在“干打垒”宿舍门口留影。由于地处盐碱滩，干打垒的基础和地面以上半米高处必须用砖结构，以防“泛碱”造成结构性破坏。
我们入校时，学校已经从北京迁来山东九年，校园的面貌十分落后跟个大村庄差不多，像点样的建筑仅仅是图书馆、大礼堂、物理实验楼、女生宿舍楼和零星两层小实验楼，绝大部分建筑都是平房，男学生宿舍和教职工宿舍则是“干打垒”房。当时校园的院墙有很多豁口，据说是不能割断与工农群众的联系。这就是当年校园给我留下的初步印象。当时的校园地理直径不过1公里，但是我感觉似乎很大。
一些实际的生活问题是我事前没有思想准备的。记得我的入学通知书上提醒我们携带雨鞋，我当时对此准备不足。原来校园内几乎没有柏油路面，师生戏称其为“洋（扬）灰水泥”路，晴天飞尘扬灰，雨天连水带泥，为此还有“泥浆学院”之称。排水几乎是自然水沟，大雨过后校园一片汪洋，座座平房就像漂在湖面上，我们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穿行于坑洼不平的教室、图书馆、宿舍和食堂之间，而且低腰雨靴还经常被倒灌进雨水。秋天来后，我发现高统雨靴还有可作为“防蚊靴”，当地的蚊子非常厉害，它们在飞行时撞一下人就能瞬间完成吸血过程。晚上自习课时，防蚊水靴起不了多大作用，而穿两条裤子再加上高统雨靴则防蚊效果倒很好。
我的“干打垒”宿舍是两间平房，里面分配住了十三位同学。室内有一个天然气炉子，是用来冬天取暖的。这样的取暖方式效果不好，而且晚上熄灯以后为了安全，必须关掉火源。我们在“干打垒”宿舍住了一年半，1979年秋季开学后，我们搬进了新落成的宿舍楼即学生宿舍1楼，我们班的人都住在学1楼的二层。每个宿舍有3张上下铺的双层床，住5个人，留下一张上铺用于堆放同室同学的行李箱子。
【图2】我和魏明在学校图书馆门口留影。三层高的图书馆是属于寥寥几个的“豪华建筑”之一。
我们有一次做“大锅饭”的经历，那是在一个什么节日，好像是1979年元旦（或1978年国庆节），食堂要给我们改善伙食，吃顿水饺。但是食堂的人手不够，怎么办呢？食堂想出来一个主意，把和好的面团与拌好的饺子馅分到各个班级，发动同学自己包饺子，然后各班拿到食堂去，各班煮各班包的饺子，煮熟后各班拿回去再分着吃。我们班同学还有为了不耽误学习时间不愿意花费时间去包饺子，去食堂对大师傅说“我们不要生面，你们给我们馒头，把这些饺子馅给我们炒熟或炖熟当菜行吗？”大师傅当然不同意，这个故事也说明我们当时学习是多么刻苦。
【图3】1979年秋季开学后，我们搬进了新落成的四层高的学1楼。左起初迅、魏明、王德禄、孔宪军、王延武。
在学校的东北角有一个小商业区兼农贸市场，那是一个大院子，内有邮局、银行、小卖部、露天菜市场，师生戏称此地为“王府井”。学院食堂的用餐制度改革后，我们吃饭比较自由了，我常常到那里买点海货解馋，记得当时的螃蟹是4角钱一斤，哈喇是1角5分一斤。有时我们用粮票换些鸡蛋一类的农副产品。那时感觉最鲜的还是哈喇汤，用它煮面条特别好吃。从1966年到1977年，全国11年没有举行高考，如今新账老账一年还，以至于同学们的年龄差距十分悬殊。我们班最长者为1948年生人，时年30岁的农村民办中学老师。班里最幼者是1962年生人，时年16岁的在校高中生。大约有一半的同学是1957-1956年生人，时年二十一、二岁，我就在其中，这种年龄结构分布在当时各高校各专业都很有普遍性，历史的阴差阳错使我们聚在一起。
我们班共有30名同学，其中3名女生。全班同学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和城市非公有制单位。当时政策规定，入学时工龄达5年以上同学可以带薪水上学，我因为只有2年的工龄而没有工资。看着有两位同学带薪上学有点羡慕，但是我宁愿不要薪水，也不想再耽误几年青春时光了。我们班的同学都来自山东，操着差异很大的鲁西南、鲁中和胶东口音。不知为什么我们所有师资班的同学都是来自山东籍的考生。我们班毕业时实为29位同学，张传平在一年级第二学期因病休学，由于78级新生和我们入学时间仅仅相差半年，他病愈复校后转入了79级经济管理专业，成了我们的“学弟”。
大学四年，因为这所大学地处盐碱滩之中，所以几乎没有校外的文化生活。现在回想起来，有几家人家我经常去，一是戈革家，二是任瑛家，三是董萍家。去戈革家的事情已在回忆戈革的文章中有所叙述。我为什么经常去任瑛家呢？因为任瑛的夫人郑老师是我高中物理老师郑明欧的妹妹。大学业余生活实在贫乏，我就经常去任瑛家吃饭。我和任瑛的孩子任熵成了朋友。任瑛共两个儿子，大的是任焓，小的是任熵。当时我印象很神奇，到底是热力学家的孩子，起名都起焓和熵这样的物理学专有名词。我经常去董萍家是因为，有一次我从青岛到东营坐学校的大卡车，我和董萍、董刚在车上聊起来。董萍的爸爸是华东石油学院的武装部长，我后来就成了他们家的常客，不但经常去她们家吃饭，还和董萍、董刚成为十分交心的朋友。
【图4】华东石油学院内也有“磕头机”——需要借助油泵抽油的产油油井。
大学的业余文化生活十分贫乏，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参观师生书画展。在展览上看到一幅戈革的篆体书法条幅：“何止十年号牛鬼，并无一日信狐禅”，我看了这幅字后非常激动，几次与戈革谈起。现在想来，我对这样一句诗这么感兴趣，这就注定了我是一个对时事政治感兴趣的人。第二件事是在大礼堂前的广场上看越剧《红楼梦》。我和力学班的王鲁平早早搬来凳子，在大广场占好位子。现在想来十分不解，广场的观影环境并不理想，但是我看《红楼梦》时竟然入戏到泪流满面的程度。在四年大学生活中，这两件文化生活的事给我记忆较深。
【图5】四层高的物理实验楼属于寥寥几个的“豪华建筑”之一。图中后排左起，邵长富、吕绪柯、张强、王德禄、李顺启；前排左起，关继腾、刘德云、孔宪军、楚爱军。
【图6】前排（教师）左起：秦永华，丁有瑚，宋吉华，郑富明，戈革，乐光尧，曹清志，李庶润，刘树峰；第二排左起：何敬轩、王德禄、韩玉长、徐荣历、孙风明、郭敏、苏道宁、乔文孝、王延武、孔宪军；第三排左起：王洛秋、程宏、邵长福、马成林、韩永胜、徐军、李顺启、赵柯然、贾瑞皋；后排左起：第四排左起：张强、张培华、楚爱军、刘德云、冯法军、关继腾、初迅、吕绪可、魏明。（梁云辉因故缺席毕业照）
二、北京石油学院1952年7月，石油总局向燃料工业部、教育部、人事部和中央财经委员会、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报告，请求在清华大学石油工程系的基础上成立北京石油学院。1953年在清华大学石油系的基础上汇聚了清华化工系、天津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部分师资，创立了北京石油学院。1966年“文革”爆发，极“左”思想严重干扰和影响了办学指导思想，康生传出一条毛主席语录：“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 于是高校下放外迁之风日盛，不仅农业、还有地质、石油、钢铁都有动议外迁出北京的计划。1969年3月6日，石油部军管会就“北京石油学院搬往山东九二三厂”请示国务院。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发布“一号命令”，全军进入紧急备战状态，各大中城市也进行了疏散人口、下放干部、外迁大专院校的紧急动员。10月21日，石油部军管会下达了北京石油学院迁校山东东营的命令。1969年10月27日～11月7日。师生员工、家属分三批乘专列迁往东营。
1978年11月，《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北京农业大学十年来的变迁》的文章，详细报道了北京农业大学文革中迁出北京后，历尽了万千磨难，几经辗转，最后终于回到了北京，重建校园。同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文章发表后触发了华东石油学院师生们的回迁情绪。同学们闹起了罢课，《石油大学年谱》（石油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对这件事是这样记载的：“1978年12月4日，学院82名教授、副教授、党政干部及教职工联名贴出《致院领导的公开信》的大字报，指出：石油学院搬迁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东营不具备重点大学的条件；要求国家计委、教育部、石油部派调查组来院考察建校问题。这在全院引起了强烈反响，仅两天内就贴出了大字报39份117张。参加写大字报的共计约910人。稍后，部分学生举行了罢课。经多方面工作，逐渐得到平息”。我记得我们班的同学还聚在一起商讨对此事应该有什么态度，我的态度很明朗，就是参与到低年级同学的行动之中，我们同学写了一张很大的标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石油部不同意回迁，派了一位副部长到学校处理“闹事”动乱风波。因怀疑教师在背后教唆学生闹事，副部长来后就找有关教师谈话，开大小会议，对“迁校”问题让层层表态。我专门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到大礼堂门口要求石油部副部长到学校中来与学生见面，听取学生意见了解实际情况。据说关于这次“闹回迁”的风波最终是被邓小平定的。记得辅导员向我们非正式转达副部长的意见，邓小平说：华东石油学院与北京农业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迁出北京后的情况相比，建筑和教学规模已经不错了，不要闹回迁了！当时的政治氛围，邓小平的威信很高。邓小平的态度使得回迁问题就搁置起来。当时石油学院的教职员工几乎都不予认可。后来的历史演进也说明，在东营这个地方办一所一流大学是错误的决定。
1979年4月，邓小平作了请二炮将占用校舍退还给中国人民大学的批示。这件事又在华东石油学院引起了人们第二次情绪的波动。在1979年秋天，华东石油学院再次掀起回迁、罢课，人们贴大字报、游行。大家对迁往东营的错误没有改正很有意见，大家抱着不管能不能闹成，就是发泄一下心中的不满。这次回迁风波很快就平定了，从此人们不再闹回迁了，而是用其他的方式闹回迁。1981年在北京石油学院原校址内成立华东石油学院研究生部，大部分北京户籍的老师都回到了北京。1988年华东石油学院北京研究所部在昌平扩展成石油大学（北京），同时原华东石油学院更名为石油大学（华东）。此后，具有北京户籍的教职工全部离开了东营，调到北京的石油大学。1997年，石油大学被列入国家“211工程”名单。2005年1月，学校更名为中国石油大学。2008年起，留在东营的石油大学又发动了新一轮的迁校，2012年在我们毕业30年后，全校基本完成第二次迁校，迁到了青岛。
【图8】1969年10月21日，石油部军管会下达了北京石油学院迁校山东东营的命令，全校召开了迁校动员大会。
经过三次更名，两次迁校，华东石油学院可以说是一分为三，成了教育史上的畸形儿。在北京昌平的石油大学成了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名字；我原来的母校华东石油学院成了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这样一个弃儿的名字。现在在我的家乡青岛成立的石油学院又该称作什么？难道还要给它一个孙子的名称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青岛）吗？
如果说我对华东石油学院这个校名很感兴趣，也不尽然，只是华东石油学院这个名字与我一生关键的大学四年联系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个名称更亲切而已。因为“我的大学”名称多变，使我不得不在回忆文章里对我的大学名称进行辨析。“华东”这个名称是50年代大区制的产物，1949年以后中国采用了大区制，分为六个大区来治理：华北、东北、华东、西北、西南、中南。中央方面的大区制在1953年撤销了。但是大区制的思路在以后各部委的工作体系中经常沿用。所以我国很多院校是按大区的思路取名的。很多部属院校都冠以华东、华中、华南、华北、华西这样名称。
如果说北京石油学院和中国石油大学两个名称，我更喜欢北京石油学院。北京石油学院显得更自然，中国石油大学则显得更土气，但两个名称都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北京石油学院是50年代初布局中国的工业体系的产物，学院路的8大院校，尤其是钢铁、地质、农业全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中国石油大学是211的产物，石油在人类知识体系中是一个专门领域，在教育体系中充其量成立一个学院，怎么能称大学呢？将石油作为专门学院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物，而将其发展为大学不过是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再加上中国特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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