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在90年代初
我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似乎人们的情绪都很低沉。我当时住在中关村940楼，经常出门后要到老师或朋友家，走到一半突然想到要去看的人已经出国。我就停在半路上，想到底要去哪里，突然感到十分彷徨，进入一个在中关村从未有过的没人交流的状况。更绝的是，很少看到熟人的情况下，偶尔看到熟人，本想热情寒暄，谁知对方掉头而去。90年代初是我情绪最压抑的时候，《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从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调到了中科院研究生院。这种变故也和当时的政治气氛直接相关。我在中关村940楼的住处也发生了变故，研究生院要收走。我记得当时天气很热，我四处奔波找新的住处。当时我住过石油大院、地质大学大院、研究生院宿舍楼和黄寺大街的居民楼。
1989-1992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低谷，也是我的低谷。但这几年是人类历史上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几年，苏联解体后，我在中关村围绕“科学与和平”这个主题组成的无形学院中很是活跃，除了每年科学与和平周组织相应的活动外，还专门编辑了一套《科学与和平》丛书。这套丛书的主编是陈能宽，副主编是王德禄、刘戟锋、朱永红，由湖南出版社出版，共出版了十几种。
二、说说邓南巡的历史
邓小平南巡是1992年初进行的。当南巡讲话受到抵制时，邓小平找了郑必坚和龚育之整理他的南巡讲话。记得有一次我去龚育之先生家，龚先生侃侃而谈，一改我前一次去他家的郁闷情绪，我在心中很纳闷，政治形势竟然如此影响一个人的精神状态。
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走向十分敏感，邓南巡的消息很快就在人们口中相互传播。1992年，也是我的思想十分活跃的一年，这一年我不但在《自然辩证法通讯》继续做编辑工作，还参加了《自然辩证法研究》、《未来与发展》的编辑工作。
邓南巡消息在社会上公布后，社会气氛有所活跃。很多知识分子纷纷出来说话。当时胡志强（范岱年先生的研究生）和我说，他的一位朋友赵野（四川人，爱好文艺，原来写诗，当时在海南一家房地产公司任职）有较强的文化情结，想在香港注册一个《东方》杂志，我和胡志强讨论后就请范岱年先生出面约稿。范岱年亲自给作者们写了约稿信，这些稿子逐渐收齐时，赵野的资金来源未落实，又说杂志不办了。正好那时我在《未来与发展》协助约稿，就和杂志主编王建新协商，把这批稿件作为“大型笔谈：今后十年中国改革的前景与问题”在《未来与发展》分两期发表：
1992年8月，《未来与发展》1992年第4期共发表7篇文章：
于光远 只能讲一点有关的看法
冯兰瑞 经济改革要抓紧总体设计，避免大的曲折
范岱年 人民至上，解放思想，和平渐进
吴 象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
林京耀 当代世界的主题与中国的改革
梁志学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尚 木 改革趋势无以逆转，全局进程殊难把握
1992年10月，《未来与发展》1992年第5期共发表6篇文章：
李 锐 如何不再扭秧歌
胡绩伟 “左”是主要危险
许良英 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
于浩成 对我国改革谈一些看法和期望
郑仲兵 话说“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刘志光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与利用
这些稿子主要讲邓南巡与深化改革开放，影响很大。但也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未来与发展》和王建新为之多次检讨才过关。
1993年，人们的思想逐渐开放，秦川等一批老同志想办一份《精品》杂志。林京耀推荐我去杂志当编辑部主任，我就约了刘志光、张索佳一起来筹办这本杂志。记得我和刘志光还专门为此去过龚育之家，龚育之为《精品》杂志写的文章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最根本精神是什么？》。他当时正在编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邓南巡讲话作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最后一篇。
三、下海
1989年之后，我开始准备下海。我在多个场合表示，知识分子应该融入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去，应该有尊严的生活。实际上，我从那时就开始为日后的下海做准备了。当时我和刘戟锋合作搞军转民与国防科技情报所的王璐业等人在军转民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也打下了一定的人脉基础。在民办科技实业和乡镇企业方面，我主要是和武文生合作。当时许良英推荐武文生，让华怡芳给武文生安排工作，华怡芳就把武文生安排在中国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工作。我的下海或许和这件事有关系。
1992年10月，中国民办科技实业杂志社想找一个编辑部主任。当时的执行主编陆薇薇与林京耀说到此事时，林京耀向陆薇薇推荐了我。我和陆薇薇交流以后，很快就着手工作了，使这个杂志有了很大起色。可惜，这本刊物我做了还不到一年。正当杂志搞得日显朝气时，由于中国民协杂志社内部的复杂关系，我决定放弃，成立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
可以说，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的成立是邓南巡的结果。邓南巡之后，知识分子下海进入了更多领域，尤其是中介、咨询、民营科技、证券和房地产。可以说，邓南巡之后，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融入市场经济，中国的经济改革往前大大地迈进了一步。
四、怎么评价邓南巡？
该怎么看待邓小平南巡？这是一个不容易简单回答的问题。按理说，邓小平南巡与我下海创办长城所有很深的历史渊源。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确也进入到深水区，也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搁浅。中国迫切需要迈开改革开放的新步伐。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发展要的不再是邓小平南巡的模式，而应该更多地期待新的代际政治和政治交替。之所以不应该肯定邓南巡的逻辑，就是不能因为邓南巡有积极的政治意义就肯定“老人政治”。中国因“老人政治”所受的害处远远没有得到清算。
最近，有人说改革开放有三件大事值得纪念：一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二是邓南巡，三是中国加入WTO。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中国改革开放值得纪念的大事都在七八十年代，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真理标准大讨论等。邓南巡似乎十分必要，但是它只能说明中国的制度建设还十分不完善。邓南巡以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往纵深发展，取得了经济方面的很多成绩，但是这些成绩的取得不仅仅是因为邓南巡，更重要的是因为80年代的思想解放。
90年代的市场经济与80年代的思想解放到底是什么关系，是纪念邓南巡20年的一个重要议题。我认为，80年代的思想解放直接导致了90年代的经济发展。很多人认为90年代思想解放停止了，似乎一切都回到了改革开放之前，实际不然。人的思想解放是不可逆的，经过了80年代思想解放的人，已经成了独立有人格的人，不再是驯服工具。90年代之所以能取得那么多经济发展，都是因为80年代思想解放让人真正的解放了自己。
现在看来，邓南巡对于中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治事件，这种政治发展从不同的视角会有不同的看法。从宪政的意义来看，邓南巡没有任何制度建设的意义，反而有人治的色彩；从另一个视角来看，邓南巡更明确了中国的走向是经济改革加快，而政治改革停止；从经济发展来看，邓南巡就是把停止下来的经济改革又大大推进了。这对中国人来说很有意义，也值得纪念，因为很多中国人受益于邓南巡，也包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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