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欧盟委员会曾发布报告,警告欧洲人口面临严重的老龄化问题。社会养老压力越来越大，必须通过延迟退休时间，才能确保社会保险制度的存续。欧盟委员会预计，到2060年欧盟成员国必须将退休年龄推迟至70岁。例如，英国公布了退休改革计划希望将公职人员退休年龄延长至66岁，并增加缴纳的养老金额度，同时降低养老金的最终支付水平；法国政府计划将法定退休年龄从60岁延长至62岁并提高缴费比例；而德国已于今年1月1日起，将职工67岁退休的法律确定生效。欧洲国家接连提高退休年龄，以缓解养老保险的亏空，但事实上这些国家亏空的并不只是养老金，而是整个政府财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以来，法国、希腊、意大利等提高退休年龄的国家，政府经常性账户处于亏损状态。
我认为，欧洲的延迟退休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行为，其之所以遭遇金融危机及由此引发的支付危机问题，核心是社会保障过度。欧洲等一些国家以刺激消费为提升经济活力的手段，没钱消费就不断借债。适逢国际经济形势不好，欧元区经济发展放缓，债务国无力支付借债，债务评级不断下降。因此，当前欧洲的问题必须从过度的社会保障层面解决，而不是延迟退休，否则欧洲的问题将变得更加复杂。
中国与欧洲的情况完全不同。第一，中国的社会保障尚处在起步期，初步搭建了社会保障体系的框架，新农保障刚刚建立，城乡社会保障不平衡，农村地区严重滞后，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根本不存在社会保障过度的问题，也根本不需要延迟退休。第二，宏观经济调控的四个指标之一是失业率，失业率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严峻问题。同时，世界经济进入了全球化时代，未来的就业机会不可能很多，延迟退休就意味着年轻人延迟就业，加重了原有的失业问题。政府必须确保年轻人有工作机会，并在工作中有实现创新的机会，这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一个负责任政府理所应当的义务。第三，中国的财政收入排名全球第二，央企的发展规模比较大，在社会保障问题上回旋空间还很大。2011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已达到103704亿元，在中国的财政预算中，社会保障支出的核心是养老。而根据2012年两会发布的预算报告、以及过去四年的财政收支决算报告，养老金隶属的“社会保障和就业”领域支出，尽管数额有所增长，但在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反而较五年前有所降低。同时，从2012年两会发布的预算报告来看，2011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中，有40亿元被调入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但国资委早先公布的2011年净利润是9173亿元，被调入的社会保障支出所占比重仅为0.4%。这说明央企上缴红利过低，自2007年开始实行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以来，国家每年可供统筹安排的资金只有数百亿。经过五年增长，2011年依然不足800亿元，仅为当年央企净利润的8%。而这部分的国有资本经营收入，90%以上依然是用于企业自身需求，甚至是被人诟病的各种巨额奖金。本应还富于民的资金，最终只有微乎其微分到社会保障中。
同时，中国经济的创新活力是与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农村青年进城务工分不开的，正是源源不断地引导年轻人创业，才能够使得国家拥有长期发展之本。而这一点才是真正的与国际接轨，因为无论是早期的德国、英国，还是现在的美国、日本，其国家崛起都是通过本国巨大量的创新创业实现引领全球的。我认为，新时期中国提出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希冀以此实现强国之梦，就必须要有源源不断的年轻人为经济创新注入活力，就必须要培育壮大一批能够引领全球的新兴产业，就必须诞生能够代表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高科技大企业，这才是中国从“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由大国向强国转型的关键所在。
相反，正当中国经济处在全面复苏之时，无论人社部提出“延迟退休”，还是换个说法，提出所谓的“阶梯式退休”，都将对中国经济发展形成全面打压。我建议，中国应切实考虑弹性退休制，这种弹性是一种有进有退的方式。特别是对于民营企业而言，要有法定的退休时间，和自愿的退休时间两种。其中自愿的退休时间应由员工和企业共同商定，可以允许员工提前退休。否则欧洲得病，中国吃药，不但荒唐，而且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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