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主动要求在这个会上作“我的大学给了我什么”的发言。从通知要参加毕业三十年聚会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大学给了我什么？我之所以要求主动发言，就是因为想把我思考的结果和大家交流一下。大学给了我三个东西：一、独立的人格；二、严谨的科学方法论；三、广泛的人脉关系。
一、独立的人格
为什么说大学培养了我独立的人格？这要从我出生年代的特殊性说起。我出生在1956年。毛泽东在这一年提出了“双百方针”，57就开始了反右运动，58年大跃进，59—61年饿死几千万人，调整几年之后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我成长在“极左”的年代。在上大学之前，我下过乡，也当过工人，办事情要看领导脸色行事。现在看来，我们这代人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受到全面打压，谈不上个人的自由发展，直到我上了大学，重获新生。在大学期间，我没有了体力工作的压力，可以独立全面的思考问题，不停地反思。这四年，不仅是我，也包括我的同学，甚至是全民族都在反思。我们思考我们这个民族应该从“文革”等一系列极“左”的运动中接受怎样的教训。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还要思考人活着究竟是为什么？什么才是人生的意义？我认为，在大学的四年时光中，我培养了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异化”的东西逐渐减少了，正常人的价值观开始增多了。这种独立的人格对于我以后的发展至关重要。我讲一个小故事，关于我的毕业分配。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位于涿州的石油部物探局，我到了物探局后，人事处长告诉我，我有两个去向，一个是到石油物探学校，一个是到石油子弟中学。我的一位同学已经先我报到去了石油物探学校，人事处长让我去石油子弟中学。而我了解到物探局还有一个中央电大的教学点，于是我提出来要去电大，否则我就不报到。人事处长听后一惊，说要研究了一下。我当时的想法是，如果不能去电大，我就想自己去深圳闯一闯。当然，如果真的不服从分配、南下自己创业，这在当时非常罕见、困难极大。此后我在招待所里等待物探局的研究结果，期间许多人说，物探局不会答应我的要求，觉得我应该去向他们撤回自己的申请。我等了差不多一个月。最后物探局来通知我，竟然同意我去电大。这个故事，是个很小的故事，但是它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自主选择，也是我大学反思人生的结果。我后来上北京、下海创业，让我始终把握自己的命运，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了。
二、科学方法论
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经常讨论一个问题，叫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爱因斯坦认为，近代科学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严谨的欧几里得几何，一个是用验证假说的实验方法，可惜这两种方法在中国都没有诞生。现在科学方法已经引进中国，但是大部分中国人仍然十分欠缺科学方法论的熏陶。幸运的是我大学读的是物理学，得到了以近代科学两个来源为主的科学方法论的训练。在大学共学习的二十几门课程中，核心课程是物理学和数学。因为我们是物理专业，戈革为我们开了力学、分子物理学、电磁学和统计物理学，冯世瑄为我们开了光学和相对论，乐光尧开了原子物理学、量子力学和量子场论。我们所学的数学也不是一般大学生学的高等数学，我们学的数学分析是数学系开的课程，普通高等数学注重计算技巧，而数学分析注重计算原理。数学分析重点讲为什么积分是可积的，微分是可微的。我记得当时我对老师讲得一些纯概念很感兴趣，在平常谈话中经常使用“d”、“e”的词语。我们还学了常微分方程、数学物理方法等课程。在这些课程中，数学物理方法对我的影响最深，上完课后，我掌握了方法，不需死背公式，考试前不用怎么准备，就能取得较好成绩。这些课程的科学方法严格训练，使得我终生受益。
科学方法论是我大学时获得的最基本技能。我在八十年代的学术生涯和九十年代的下海过程中，都得益于科学方法论的训练。我在八十年代主要是搞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在这些学术活动中，科学方法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我下海的时候，有很多同时期下海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数是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我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我认为重点在于我大学受到了科学方法论的训练。当记者问我做咨询靠什么成功时，我的回答是，因为我是学物理学的，接受过严格的科学方法论训练。最近，我在研究跨国公司咨询方法的比较，现在世界上的跨国咨询公司，有学习经济学出身的，也有会计师出身的，还有工程师出身的，像我这样的学习物理学出身的还比较少。这或许能成为咨询业中的一种特色。
三、广泛的人脉关系
在我对高技术产业的咨询中，发现人脉关系网络是创业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现在想来，大学对我们每个人拓展和提升人脉关系具有重要作用。可以说，我大学的老师提高了我人脉网络的层次。
戈革给我的影响最大。他是我学士论文的指导老师，我的学士论文选定的题目是《奥本海默评传》。在做论文期间，他介绍了我去拜访爱因斯坦的研究学者许良英。可以说，戈革和许良英给我打开了在北京学术活动的人脉网络的门径与视野，
20世纪有两个伟大的科学家，一个是发现相对论的爱因斯坦，一个是量子力学的开拓者玻尔。在中国，研究研究爱因斯坦的首席科学家是许良英，研究玻尔的首席科学家是戈革。我作为戈革的学生，并经过戈革介绍推荐后成为许良英的私淑弟子，无意间沾上了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和玻尔的仙气。这无形中让我在北京的学术圈获得了独特的位置。我后来在北京的学术界很活跃，我与北京学术圈中搞科学史的、搞社会学的、搞经济学的、搞哲学的来往都很多。现在想来，大学给了我人脉关系，我用这些人脉关系网络，走出了我自己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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