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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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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所与麦肯锡咨询方法比较

    提交: 2012-08-30, 00:49:31 由 王德禄
         2012年8月10日上午,长城所召开了“咨询方法论”的第二次头脑风暴会。杨德才、林爱民、赵慕兰、刘志光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就新经济方法论、跨国公司方法论汇总和长城所与麦肯锡咨询方法的比较进行了探讨。林爱民就长城所咨询方法发表了个人看法;王成刚就跨国公司咨询方法汇总情况作了汇报;岳渤就咨询方法论课题工作方案进行了汇报;杨德才、我、赵慕兰就各位的观点进行了评论。

    一、关于长城所咨询方法论的探讨

         首先,我请林爱民讲了讲他对长城所方法的理解。我这次请林爱民来,是因为他之前对长城所工作的两点意见打动了我:一是长城所咨询的业务对象是面向“三领域”,即企业、产业、区域,但这不仅仅是业务上的分工,更重要的是咨询对象上的分别,对咨询方法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和影响;二是新经济方法论和咨询方法论不是割裂的,咨询方法论是新经济方法论在某个咨询领域的应用和内在逻辑体现。他的这两点建议我觉得很对,所以这次我邀请他来为长城所的咨询方法做一个独立的评判。

         关于方法论,林爱民认为:其一,方法论是面向对象和问题引导的,因此方法论的对象针对性和适应性是最主要的,适应不适应问题对象的性质是方法论好不好的前提判定标准;而且,衡量一个人才、机构或者团体是不是一流的人才、机构、团体,一个主要的标志也是看其有没有一套成形的、融会贯通的、适合自己所面向问题对象的方法论。其二,方法论是反思性和内在化的,具有很强的个性化特征;可以说,内在性是方法论的本质属性,最终能不能形成适用有效的、内在确认化的方法论,关键在于对对象内在逻辑的反思、对象有效性前提的确认和对象各相关要素关系特性的总体把握。

         对于长城所的咨询方法论,他提出长城所的战略咨询是面向新经济的咨询,以新经济为对象,因此新经济方法论是长城所咨询方法论的对象有效性前提、整体问题域背景与总的内在架构逻辑。长城所对新经济方法论的探索也是多层面的,比如“三个领域”和“两个视野”,即企业战略咨询、产业发展咨询和区域经济发展咨询,以及民营经济视野和国际化视野,再加上“三和”(和平研究、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三创”(创意、创业、创新)、“产业发展的三规律”等,就比较完整地体现出长城战略咨询方法论的整体逻辑和框架结构。

         关于新经济方法论和咨询方法论的关系,林爱民特别强调,长城战略咨询方法论是新经济方法论在特定咨询领域的应用和体现,如果不研究新经济方法论就没有了研究对象,也就没有了研究长城战略咨询方法论的对象前提了。我很赞同他的这一观点。

    二、试错与布朗运动

         在林爱民看来,长城所对新经济方法论的探索创新点之一是试错法。但他认为波普的试错法是靶向性的,而新经济中创业者的试错有可能是盲目的。对此,赵老师指出创业的盲目性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是从宏观看。每一个创业者作为个体的试错是靶向的,但是很多个体在各自的靶向内去选择,从整体来看就有可能是盲目的,从而呈现出了一个试错的结果。我认为如果从结果来看,一半以上的创业者都是盲目的,因为肯定有一半的创业是不会成功的,只有这样伟大的创业者才能出现。而创业者本身更不能有整体性,一定要是偏执狂,只有偏执狂才能成功。

         对这一问题,杨德才用物理学的布朗运动原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微观上看,好像每一个创业者都有自己的规则路线,但从宏观上看好像是分散的,每一个单体在试探路径的时候会冲撞,然后重新组合。如果没有一种力来引导,这种状态就是无序的,也就是熵的概念、布朗运动。但在经济领域,创业者是经济人,具有适应性,能够在试错过程中具有靶向性,在与其他经济人的碰撞中做出新的选择,最后形成流或是场,降低熵值,改变布朗运动为有序运动。因此从宏观来讲,创业试错的关键是要输入思想,给予正确的引导,就像在布朗运动中引入负熵一样,逐渐变无序为有序。如果没有引导,每一个创业家完全靠无序碰撞再调整自己的靶向或导向性,那么从无序变有序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到最后也可能仅仅是个大卖场。我认为从布朗运动变成有序经济运动,对中国现在来说第一是要有改变世界的梦想;第二要为实现这个梦想创造良好的环境。这样,中国的经济将会有更好的导向性。

    三、企业做大做强与“水葫芦”

         林爱民讲到咨询方法的创新点之二是多视角,即视角主义,他建议用生态学的特性来作长城所新经济方法论的识别标签,即用动态的、演化的、交互融合的、多样性及自适应的逻辑来标识长城战略的方法论特征。

         杨德才指出,生态学有三个维度:一是种群维度,产业就像是种群,从个体如何发育到种群如何发展,不懂产业的人搞区域经济,就像不了解种群而研究生态学一样。二是种群间的食物链维度,种群与种群相互依存,就好比产业链、价值链。三是生命形式与物理世界的交换,比如碳循环等,类似循环经济。他认为生态学的优势就在于从三个维度研究生命,此外,还要注意种群多样性的问题。

         杨德才举了一个水葫芦的例子。国内很多地方的水域大量引进美国的水葫芦,开始是作为饲料的原料,但最终却导致水葫芦泛滥成灾。他认为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水葫芦作为外来引进物种,在国内没有天敌;二是每种生物都有自己的新陈代谢,其代谢物会改变环境。在经济领域,任何一个企业也有代谢物,它的代谢物同样会改变市场环境,改变其他企业的生长土壤。在生物界存在共生关系,如果不能实现共生就会有竞争。经济领域也是如此,企业间最好能够达成共生关系,如果达不到,就至少要自由竞争,而很多政府行为破坏了市场竞争。他认为中国很多大企业在政府的保护下成了大水葫芦,它们把供货商挤死了,把创新空间占满,它们的代谢机制导致区域经济不能产生新产业。我认为水葫芦的提法很有启发性,在种群内部要强调细分产业、业态的多样性,就像生物多样性;现在很多地方政府都在单方面强调企业做大做强,这就是忽视了由小逐渐长大的细分产业,忽视了业态的多样性和种群共生的生态环境。这是用工业经济方法发展高新区、发展新经济,水葫芦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例子。

    四、对跨国公司咨询方法论的看法

         王成刚在会上讲了项目组对跨国咨询公司咨询方法的初步梳理。杨德才认为,要想分析跨国咨询公司咨询方法的特点,应该对公司的成立背景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按大咨询的概念,咨询公司可分为战略咨询、管理咨询、决策咨询、工程咨询和特殊咨询五大类。例如麦肯锡是典型的战略咨询,罗兰贝格是典型的德国式管理咨询,科尔尼是管理咨询,兰德是决策咨询。他认为麦肯锡属于成名较早的咨询公司,其精神已经固化在六十年代,其咨询方法的核心思想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假说演绎法,而且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分析工具,因此,麦肯锡做咨询的方法论特征是最明显的。但是,他认为麦肯锡并不是很关心新经济,它的强项是在世界经济架构中找出判断,其分析问题的方法是著名的三维定位法:专业、行业和区域,即针对问题从这三个方面找专家来做判断。另外,它的核心武器一个是项目组,另一个就是能力中心。麦肯锡采用了矩阵式组织结构,能力中心不但承担大量研究工作,而且最后提交客户的研究报告PPT都是能力中心做出来的。因此能力中心建设在麦肯锡里是很重要的。罗兰贝格也以流程和分析工具见长,是管理工程师。波士顿的咨询方式是运用经济学方法解决管理问题,注重模型,并且它提出的“三四律”(在一个稳定的竞争性市场中,永远不会有多于三个的主要竞争对手,而其中最大竞争者的市场份额不会超过最小竞争者的四倍)可以说是疑似经济学定律。兰德以信息收集和信息分析能力见长,是公共决策咨询师。

         杨德才对几家主要跨国咨询公司方法的点评让我很认可,从德国的纯管理咨询到美国的战略咨询,再到中国的新经济咨询,我认为现在咨询公司已经成为生产知识的重要主体了。

    五、麦肯锡与长城所的咨询方法比较

         杨德才讲到麦肯锡的重要的咨询工具是基准管理。不管做什么项目,麦肯锡都会找出三四个全世界最好的大公司都是怎么做的。麦肯锡称之为行业最佳实践。我对这种方法表示了质疑。我记得最近我在网上创业问答时,有人问我,多看大公司的商业模式对创业有多大帮助。我认为,凡是大公司商业模式都是已经固化的商业模式,都不是最新的商业模式。对创业者应该多看瞪羚企业的商业模式,因为瞪羚企业的商业模式往往是新兴起的商业模式。

         杨德才认为长城所的咨询方法是面向新经济的,而麦肯锡的方法是工业经济时代的咨询方法。我认为这是长城所和麦肯锡公司在方法论上的核心差别。工业经济是现代主义的,是建构的;新经济是后现代主义的,是解构的。当今社会经济发展已经发生了范式的转变,所以咨询方法也要随之改变。而麦肯锡仍然在用工业经济时代的咨询方法来解决新经济时代的问题,本身也变成了工业化的生产机构,缺乏创新的动力。我很赞同他的观点,我们都认为,中国政府一直在用工业化的思维解决新经济时代的后现代问题,而长城所对新经济的概括能力很强,对新经济的判断在世界上是一流的。

         杨德才说,长城所的整体风格是既有一套自己的核心方法论,又有一个核心的信念,而信念就是方法论的原初点。要找到这个核心信念和核心方法,并将二者相融,这就是长城所咨询方法论的特色。相比之下,麦肯锡把咨询变成了一种职业,没有原初判断,就是一套流程,一套工具,是高度职业化了。目前中国大部分的咨询公司没有理论原点。通过对比长城所和麦肯锡公司的不同,我觉得长城所的咨询方法论是试错和无政府主义,是对假说演绎法的深化。长城所能否崛起和中国经济能否崛起是有一定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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