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绩伟老先生2012年月16日上午7时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9月17日得到消息后，我心情很难受，工作也受到了影响。当天下午与姚监复、武文生、程宏去了胡老家吊唁。胡老家的大客厅装饰成胡绩伟的灵堂，书架正前方摆放着胡绩伟遗像，遗像前面放着来吊唁的人们送的花篮，其中有于光远夫妇送的；右侧的墙上，贴着李洪林和郑仲兵写的两份悼文。
因胡老遗嘱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仪式，我们向胡绩伟遗像献上花篮，上面写了一副挽联：“倡导新闻自由，力推胡赵新政”。在花篮上署名的有：许良英、王德禄、武文生；林京耀、姚监复、刘志光、程宏。我们向胡绩伟遗像三鞠躬，向胡绩伟夫人狄沙及女儿胡飞飞表达了哀悼之情。
回来之后，我的心情仍然很郁闷，觉得为中国又失去了一位“世纪老人”惋惜。我觉得李洪林、郑仲兵的挽辞写得很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挽联为主要纪念方法，我自己没有这样古诗词的底蕴，回来之后，觉得自己上次的表达还不够，又写了一份挽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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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绩伟走了，又一位世纪老人去了，我以为“两头真”群体中，有几个代表人物越来越具有世界意义。他们用了毕生精力追求真理，亲历各种不同的政治人生；进入老年后，又真诚、积极全面的反思社会、政治与人生。我把他们称之为“世纪老人”。他们的反思必将为实现人类的普世价值有所贡献。 |
两次拜访
我原来觉得和胡老交往比较多，但仔细回忆一下，多数是在一些回忆、餐叙场合相遇，实际上我去他家拜访只有两次。第一次是2011年春节期间，姚监复带着我和刘志光一起去胡绩伟家。第二次是2012年元旦期间，我和姚监复、武文生、程宏一起去的。
由于我帮胡绩伟做了一些小事，他专门给我写信表示感谢，我决定专门拜访他。于是，2011年春节期间，我和姚监复、刘志光去看望了胡绩伟先生。他给我们讲中共党史，讲毛泽东、邓小平，讲改革开放，讲胡赵新政。针对当前中共的发展路向，他忧心忡忡。他认为中共应该更开放更灵活，不要受历史羁绊和教条主义所束缚。他讲到中共成立的时候，关于党的名称就存有争议。陈独秀提出可以用社会党这个名称，请示共产国际，共产国际认为叫什么都可以。这是他看到张申府的回忆文章里记载的。由此，他提出了一个带有挑战性的观点，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过程中，李大钊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和后来从苏联传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大区别，李大钊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更接近民主社会主义。
在2012年来临之前我收到了胡老的贺年信。2012年元月2日下午，我和姚监复、武文生、程宏再次拜访胡绩伟老先生。当时他的精神状态非常好。我们谈到中国的现状与未来，胡老对中国的民主化、中国的发展前景，仍抱有坚定的信心。
两点感受两次登门拜访胡绩伟，有两点很深的印象：第一是他很率真；第二是他是当之无愧的“世纪老人”。
胡绩伟的率真让我很吃惊，他说话的底气很足，声音洪亮。在他家里有一幅胡绩伟发表演讲的题为“良心的呼喊”的特写组照。照片中胡绩伟慷慨激昂、神情飞扬、眉飞色舞、尽显演讲家风采。记得有一次，我与许良英谈到胡绩伟这一特点时，他非常赞同，并告诉我，他第一次到胡绩伟家，胡绩伟看到他，热情的和他拥抱，让许良英不知所措，他这么多年从来没和别人拥抱过。我之所以欣赏他的这一个性，因为这种个性说明他的心态是开放的，他的思想是自由的。另外，他能做到这一点，也实在不容易，因为他生存环境既有几千年传统文化让人谨言慎行的影响，又有几十年专政体制对人们性格异化的影响。在这样两种文化的影响下，他能在改革开放后不断的反思，并恢复“真我”，保持“本我”，保持一颗“赤子之心”，做到这一点确实不易。
近十年多来，我经常读到李锐、李慎之、杜润生、胡绩伟、许良英、于光远等人写的能够流芳千古的文章，我就觉得在中国，将涌现出一些以“两头真”为特点的将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影响的“世纪老人”。我的这个想法曾多次与许良英、林京耀、姚监复等先生讲过，真正把这一想法与世纪老人直接沟通的是胡绩伟。
我最后一次拜访他时，我首先和他解释了我贺年信中提到的“世纪老人”是什么意思。我向他解释说，我之所以把他们称为世纪老人是有特别含义的，他们经历了复杂的历史变迁，现在仍然在不倦地思考，我认为他们的思考对人类是有价值的。我顺便提议，他的思索能不能做一些概括，留给后人。
他似乎听懂了我的意思，说分权是中国治理的核心问题。说着，他拿出了一篇他最近写的文章——《习仲勋在大西北》。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到，建国初期，全国设立大区，当时，中共中央的重要决策都要在大区这一级研究细化，再做出相应的决定，后来“五马进京”取消了五大区，看起来政令统一了，实际上各区的具体情况就不可能面面俱到。说到这里，胡老话锋一转：中国这么大，不应该简单地用一个政策、一个行政命令去治理全国。任何政策都不可能照顾到全国各地的方方面面。胡老接着说：在中国必须分权，只有分权治理才能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对胡老的这个看法十分赞同。之前我就听一位经济学家说过，中国是一个大陆，比欧洲大陆还大，只有采取分权的方法才能治理好中国。经过与胡绩伟先生的交谈，我才体会到中国应该怎样分权治理是他跨世纪的思考之一。
两大贡献回顾胡绩伟的一生，我觉得他的两点贡献将载入史册：一是新闻自由；二是胡赵新政。
关于新闻自由。胡绩伟1952年就调入《人民日报》社工作。先后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等职。1983年9月辞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职务。1989年他被撤消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两年。他大力倡导新闻自由，推动新闻立法，主张依法保障新闻自由，坚持“党性来源于人民性”、“人民性高于党性”。胡绩伟认为，社会主义的新闻法，应是一部新闻自由的保护法，因为国内的新闻自由还不充分，应当根据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制定新闻法来保护和发展新闻自由。他晚年思维愈加敏捷，反思更为深刻。他最后出版一本书，公开对自己原来的信念提出疑问，被海内外学术界称为当代屈原的“天问”。
胡绩伟这一生，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的很多大事他都参与过，但是让他在政治上真正有所建树的是胡赵新政时期。所以说，“胡赵新政”他既是参与者，也是他对改革开放历史的一个看法。他曾经出版过一本书《胡赵新政启示录——并对<新民主主义>进行剖析》，在书中大胆的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对于胡赵新政，他概括了以下四点：首先是“解放人”，为文革中受迫害的许多领导人、广大干部和群众平反；接着就是“解放思想”，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深刻批判和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枷锁；第三是“解放经济”，促进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第四是“解放社会”，让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充分发挥主人翁的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