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蜀平认为，“三钱”都是用战略眼光看问题的科学家，希望把中国的科学事业发展起来。钱学森回国后表面上很风光，其实很不得志，内心郁郁寡欢；钱三强回国后表面上也有点风光，参与到原子弹研制工作中；钱伟长是一个极顶聪明的人，但回国后不被人关注。
范岱年谈到，钱三强1954年1月在科学院学术秘书处支部入党。他作为支部组织委员，曾和钱三强有些联系。从一开始，钱三强就是研制原子弹的主要组织者，但后来却受到二机部领导的排挤和歧视，所以后来又回到科学院。钱伟长1957年科学院第二次学部大会时，因为五教授的意见书，就被严厉批判，被划为右派，而科学院的华罗庚、童第周都被科学院党组保下来了。听说钱学森晚年没有怎么搞火箭了，去搞系统科学，把马克思放在最高位，想发展马克思主义。
罗伟认为，三钱可能代表了留学归国科学家的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能适应环境并主动迎合环境，工作比较顺利也有成就的，这种人为数不多，如钱学森；第二种是受到很多打击，长期很压抑，经历坎坷，相当一段时间内未能很好发挥作用，这样的人占了相当一批，如钱伟长；第三种是做了很多工作，但磕磕碰碰，长期不被完全信任，未能很好展现其才能，这样的人占了很大一部分，如钱三强。
樊洪业说，在“三钱”成为代表符号的时代，他们怀有的“科学报国”理想是和中共的强国目标紧密耦合的，但在这种体制下，科学家所追求的思想自由不断受到批判和挤压，他们不可避免地被逐渐边缘化，要想发挥作用就难免要看政治领导人的眼色行事。钱学森的“大师之问”，是明知故问，放出来了，但还不如赵丹的痛快。
姚监复认为，“三钱”的悲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中国知识分子是学而优则仕。中国知识分子就像中国象棋一样，整天围着将、帅在宫里转。而外国象棋，就算是外面的小兵也可以走到中间，甚至成为皇后。
听了大家的发言，我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现在研究“三钱”有特定意义，因为他们都是有战略思想的科学家。现在中国的发展需要多种多样的战略思想。诺贝尔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说：中国未来三十年要重点发展思想市场，实际上就是要发展各种战略思路，大量需要有战略思想的科学家。
“三钱”的意义何在？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他们都是从国外留学归国的科学家，也是中国人当中为数不多的有战略思想的科学家。钱学森和钱伟长的老师都是冯·卡门。冯·卡门在德国和美国对当代科学技术和人类思想的影响都很大，他到美国以后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钱学森和钱伟长回国后都以冯·卡门为榜样，希望能在国内发挥更大的作用。钱伟长是一个思想很丰富的人，他几乎每天都有新思想。如果拿“三钱”做比较，我认为，钱伟长和钱学森的思想创新性更强。
尽管“三钱”是有战略思想的科学家，但是他们三个人有各自不同的命运。钱学森回国后发表了质量和能量可以相互转化的言论，本来这是爱因斯坦的重要科学思想E=MC2，很快受到中宣部的学术批判。钱学森屡屡表现出科学家的特例独行，为此屡屡受到批评。然而钱学森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他身上也能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好传统，比如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同学和朋友、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徐璋本被抓起来后，钱学森每月拿出几十块钱给徐璋本的夫人王锡琼。听完这个故事后，我感到很震惊，无论如何我都想不到钱学森会这样做。据说，正是因为这件事情，官方让钱学森从中关村搬到了国防大院去住，从此钱学森与中国科学家的来往就大大减少了。
钱学森非常希望在科技方面有所突破。不知为何，他与当时出台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的中宣部科学处总是产生矛盾，多次受到中宣部的批评。改革开放后，他与于光远就人体特异功能产生了更尖锐的矛盾。
姚蜀平几次和我谈起力学所的人，希望能更深入的了解钱学森的内心世界。他们认为，无论如何，钱学森是一个科学家，他内心有很多与当时的环境相矛盾的思想。
在“三钱”中，钱伟长回国最早，与共产党的渊源最多，遭遇最惨，被体制抛弃了。他发挥作用最大的是参与了十二年科技规划，十二年科技规划第二年他就被打成右派了。六教授中大部分人没有被打成右派，钱伟长不但是右派，而且成为右派的代表人物。钱伟长与钱学森不同之处在于，钱学森成为两弹一星的工程师，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钱伟长的战略性更强，更加不是专门领域的专家。钱伟长被划成右派后，愈加孤单和郁闷。
钱三强对原子弹的决策影响最大，对原子弹的人才选拔贡献最多。原子弹爆炸当天晚上在专门会上被批判，两天后被送到陕西乡下。据说钱三强从来没有去过原子弹试验的现场。他成为二机部副部长后，似乎先天的就处理不好与官员们的关系。钱三强的命运看起来非常辉煌，但是也有很多苦衷。
我认为，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思想。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他们三个人因为有学问、有思想，被称为“三钱”。这在中国体制上留下了痕迹。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几乎不允许有自由思想，因为他们三个是科学家，有一定的自由思想的空间。因此他们试图探索，为中国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其结果是悲剧，只是他们三个人个性不同，悲剧的形式也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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