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曹天予教授讲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
先从大家都关心的社交网络角度谈起，社交网络在哈贝马斯的体系中是公共空间的一部分，公共空间是在西方市民社会出现之后才有的。公共空间是不纳入体制的，不在政府操控之下。一旦被操控就不是公共空间，因此对哈贝马斯而言，市场行为不属于公共空间的范畴，因为一旦有市场就有操控的问题，并且在市场中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就会有强势和弱势的双方。那么如何在市场中将社交网络和公共空间联系起来，在哲学上是一个新题目。哈贝马斯所认为的公共空间是完全没有强制力的地方，比如咖啡馆、广场等地，人们不受任何约束，这是交往理论的基础。
在哈贝马斯看来，语言是人性中最重要的。所有的行为，没有语言就不可协调。语言比劳动还要重要，语言能够被人们相互理解是人们之间相互沟通的基本出发点，因此人性的最根本是语言交往，人只有互相理解才能产生出其他东西。
哈贝马斯从对语言的认识进入到对理性的认识。其中最容易引起非议的一点就是：哈贝马斯设想一种没强制的交往过程。哈贝马斯认为强制不一定是暴力，有一种结构性暴力：所谓的结构性暴力无关个人的因素和情绪，有三种表现：财产的不平等、地位和身份的不平等以及意识形态的不平等。例如，党支部书记找人谈话，意识形态的压力就很大，对话就不可能自由。
只有在排除暴力和这三种结构性暴力的情况下，才能发展交往理性。有人批评这是不可能的。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规范的理想境界，只是要努力向这个理想的境界不断逼近，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确实有比较自由的人。哈贝马斯认为只有在公共空间中才有这种可能，人们互相之间没有任何依赖关系，无关任何身份和地位，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过程，人们因为能够互相理解对方，就能在公共空间的交往过程中达成一致，这样得到最终的结果就是一个共识性的规范。所有规范价值的形成，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达成共识之后，如何落实在现实中，这就是实践理性的问题。
没有强制的交往理性中，达成了三种共识，一是话语理性，在价值规范上达成了一致；二是宪政民主；三是真理和知识的建构，这与科学哲学有关，这里就不讲了。
实践理性最早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但影响最大的是康德。康德的实践理性是形而上学的理性，假定了一个自律的主体，“人是目的不是工具”，独立和自律的个人都具有一种内化的和普遍化东西，这就是道德。哈贝马斯不认可这种理论，他认为“普遍化”是一个过程，必须在交往过程中完成，并没有一个“先天”的必然性，价值和道德的形成只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在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哈贝马斯同样也反对固定的传统、固定的社群乃至固定的个人，他认为对个人行为的道德评价，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完成的。
二、交流讨论
王德禄：我认为现在中国的网络最能体现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的设想，这是一个充分自由的平台，也是比较理想化的公共空间。对于中国来说，社交网络可能会发展的更好，因为一个好的社交平台就能很快的吸引上千万人，这是一个人性的解放过程，尤其是对年轻人来说。现在有统计，年轻人平均每天花三个小时在网络中，这是一个非常自由的时段，他们可以选择进入自己喜欢的网络社区，学习并提升自己的能力。这不是理想，已经成为了现实。相比于工业经济时期的沙龙，从现代网络中获得的资讯、知识以及交往范围更多更全更广。
我之所以认为中国的社交网络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社交网络，这是因为中国人几千年以来都是处于一个结构性暴力的压迫之下，从古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到现代的官僚体制，即使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人际交往中依然很容易形成等级，就自然形成了结构性暴力。然而在网络中，人们感觉到自由，不再受到官僚和大人物的结构性压迫。现在中国的社交网络，我认为几乎达到了哈贝马斯的理想状态，我也真想让哈贝马斯到中国来看看社交网络的发展。
林爱民：哈贝马斯也很重视科学技术，那么对于科技官僚的问题，哈贝马斯有没有相关的思考？
曹天予：这是另一个大问题，哈贝马斯将人类自身的利益和人类的三个层次联系起来，一个技术科学层次，技术官僚是这个层次的，另一个人文知识的层次，即理解层次，对历史和社会都要有理解，而最高层次是人要成为自由的个体。第一个是工具理性，第二个是理解理性，第三个是批判理性。哈贝马斯认为科学理性应该从属于交往理性，技术官僚也应该通过交往理论被消除。对技术官僚的批判是接着对后现代的批判，技术官僚是体制性问题，哈贝马斯要用生活世界包围体制，打破体制的硬壳。那么就要让整个公民社会的教育程度达到一定的水平，就像德国的做法，将公民的参与权纳入到基本的社会保障，这就使得公共空间进一步扩大，使得技术官僚失去生存的土壤。
武文生：过去的公共空间都是政府有限的管制，到了前苏联东欧时期管制是非常厉害的，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公共空间又开始出现了。现在的网络平台管制还是比较小的。那么过去说的公共空间是一个地方，现在是跨越了这个物理的边界。那么哈贝马斯对网络空间的研究有没有进一步？
曹天予：有本书叫《公共空间》，有一个会专门来讨论这点。但是没有讨论到网络世界。
王德禄：但是现在中国网络发展已经给产品的研发和推广带来了新变化。工业经济时代都是埋头在实验室里做研发，为了知道消费者的需求，也需要花费大量的功夫，来调研市场。但是现在就有所不同，比如小米手机就是很好的例子，现在全国的销量都特别好，但是却没有在外地设立分公司，也没有门店，它依靠网络，靠微薄等等手段进行营销，赢得了消费者尤其是广大年轻人的喜爱。所以说，社交化是会比信息化还要厉害的产业革命，世界的每个地方都会发生新的变化。在未来的20年，最终的消费导向会由社交来实现。
王涛：交往理性以语言理性为基础，和知识管理有共通性，我们现在搭建沟通的桥梁，进行社区化建设，有哪要素是需要注意的？
曹天予：参与的人要有平等的参与权，是没有强制的，人与人之间没有不对称的关系，这是一个理想，需要地逐步实现。知识管理是不一样的，知识管理可以是交往理性的一种形式，但如果里面有了不平等的关系的话，那么就不是了。
王德禄：我认为知识劳动产权也只有在网络化时代才能实现。现在中国出现了“宅”创业，什么是“宅”创业？就是自己在家里做技术，然后卖给大公司，这样的例子现在有很多，我身边的人也有一些案例，还有越来越流行的“众包”模式。这些都是知识劳动产权的实现途径。
黄波：全球化和社交网络密不可分，但中国和世界中间还有防火墙，这会不会让中国错失一次提升的机会。
曹天予：全球化的趋势是挡不住的。现在全球都在强调创新，其中有个前提是社会生产出现了模块化的形式，每一个环节都可以独立出来。但是还有一个创新和金融资本的关系问题，创新涉及到资本的运用。那么创新怎么摆脱金融资本，具体环节还不太清楚，但是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让资本相互竞争。因为在市场中，金融特权也被稀释掉了，并且创新劳动与金融资本有很强的谈判能力。随着创新的地位越来越高，金融对创新的控制力就会越来越弱。
王德禄：我认为在创新经济时代，风险投资和创业者的关系发生了改变。以前都是创业在追逐风险投资，因此很容易被金融资本所控制。但是现在是风险投资在主动找创业者，并且还出现了天使投资，天使投资就是为了支持创业而出现的。这就是新的趋势，现在越是伟大的创业，越是能吸引到投资者。现在也不再是政治家和科学家改变世界的时代，而是创业者改变世界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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