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10年12月15日在美国拜访俞惟乐后，今年7月7日我在北京再次采访了俞惟乐。
受访人：俞惟乐
访谈人：王德禄
参加人：俞惟忠、范岱年、陈养惠、、程宏
时间：2013年7月7日
地点：长城所会议室、北三环大宅门餐厅
一、目前在美国的生活王德禄: 你多长时间回国一次。
俞惟乐：我基本上每年都回来。
王德禄: 你在美国还参加什么活动吗？
俞惟乐：我在美国现在参加唯一的活动就是参加我们圣约翰的一个同学会。
王德禄: 是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同学会？
俞惟乐：是的。同学会分东部，西部，中部。我是东部，东部包括华盛顿DC、弗吉尼亚，马里兰这么几个州。但不包括纽约，纽约专门另有一个组织。
王德禄: 有多少人参加？
俞惟乐：我们一开始参加的时候大概有三桌人吃饭，后来都变成一桌了，现在一桌都危险了。我们最后一个班是52年毕业的，此后全国院系调整，这个学校就被取消了。我是48届的，现在是快87岁了，52届的也就比我小4岁，小的也有83岁了，现在聚会组织不起来了。
王德禄: 美国的圣约翰大学现在有吗？
俞惟乐：美国有圣约翰大学，但不是一个系统了。华盛顿DC有一个，Vancouver有一个。那个Vancouver的圣约翰大学是和我们有关系的，是我们的校友搞起来的。但是我在校的那个时候，跟美国的圣约翰大学还是有联系的。我们那个学校是绝对承认的。
俞惟忠: 台湾新竹也有一个，也有关系的，全世界的校友联谊会时他们有来的。
俞惟乐：我们一两年就有一个world reunion，有的时候在北京，有的时候在上海，有时在台湾，我们的分校在台湾，台湾的一些人也来参加，但是最近已经宣布Time off了,我们的同学会完了，没有人了，还有就是有人愿意回去参加聚会，但是我们国内不敢承担责任，因为去年还是前年组织过一次，死掉两个，到了北京生病了，年纪大了，风险大了，所以他们说这么弄的话，每次来就死人，比较麻烦。另外加上没有人组织了，很多组织活动都靠子女在那里弄，后来大家提出来暂停，但是也有很多人反对，
俞惟忠：圣约翰大学在上海的房子由上海政法学院继承了，所以有时校友会在那里开。
俞惟乐：他们很好，政法学院门口，有个很大的牌子，上面说这是圣约翰大学的旧址。
王德禄:你们去了，他们接待吗？你们举办活动，他们支持吗？
俞惟乐：很热情，他帮你忙，可以利用他们校舍，大礼堂、食堂等。
二、当年回国的经过王德禄:你们当时回来的时候坐什么船回来的？
俞惟乐：坐的挪威的一条货船回来的，从洛杉矶出发的。这条船吨位较小，大约是美国总统号邮轮的一半，就是1万吨级的样子，航速较慢，途中还要停靠夏威夷、日本和菲律宾装卸货物，航程约31天。按照侯祥麟的记忆，我们是1950年6月26日抵达青岛的，如此推算下来应该是5月25日左右出发的。船内空间很小，旅客容量也就是十几人，我们就餐是与船长同桌。由于船身小，一遇风浪就颠簸得很厉害，记得一次用餐时，所有餐具都倾滑到了地上。
王德禄:当时同船的人都谁？
俞惟乐：我回来的时候同船者就是10个人，侯祥麟曾任石油部副部长。还有一个朱昂[1]，什么地方的人记不得了，是搞经济的，好像在财贸某研究所工作。我回来以后再也没跟他接触过；还有一个叫邓婉嫭[2]，是俞琳[3]的夫人，俞琳是文化部某局局长，是搞戏曲的，他专门研究豫剧怎么来的，曾带领艺术队去洛杉矶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但是他夫妇两个都去世了。邓婉嫭是谁呢，邓婉嫭的姐姐是文化大革命中跟江青有联系的北大教授周一良[4]，周一良是什么家我就不知道了，周一良现在在美国，我估计可能不在了（注：他在国内，儿子在美国），他年纪比我们要大。还有一个姓潘叫什么我记不得了，我记得他在云南昆明。搞什么的我记不得了，也没了联系，还有一对姓黄的夫妇俩，他们是搞文学的，回来不太满意，不久就走了。还有一个姓佘的女生，这个人到了香港下船了，就不见了，没有回大陆。最后还有一位程先生和他的太太，具体干什么的都不知道了。
王德禄:在船上有什么故事吗？
俞惟乐：先经过马尼拉，那个时候我爸爸妈妈都在马尼拉，我爸爸那时任交通银行马尼拉分行行长，我请他们下船去我家玩，我爸爸他大概大使馆那边也熟。反正一船的人全都到家里吃饭，吃过晚饭他就把我们送回去。我们有一张集体照片，照片还在。仅仅缺少了一位程先生没有下船。
【图】1950年回国途中，同船9位同学到我父母家作客。前左：俞惟麟（俞惟乐小弟）、俞惟忠（俞惟乐大弟）、潘某某、侯祥麟、朱昂、黄先生、俞惟荣（俞惟乐哥哥）、俞仲葵（俞惟乐父亲）；后左：黄夫人、邓婉嫭、佘小姐、程太太、方梅来（俞惟乐母亲）、俞惟乐。
王德禄:到马尼拉你当时想不想到哪里去工作啊？那你爸有意见吗？
俞惟乐：我没有考虑过，我爸爸也不管我。我爱到哪里就到那里。
王德禄:你在和你们家见面也没商量这个事？
俞惟乐：没有，我就回国了，我一个人回到上海去了，我上海出来的，我爸爸不受国民党政府的信任。那时国民党政府台湾要他把钱都汇到台湾，我爸爸不同意，说一个银行没有钱的话是等于空的，后来国民党政府对我爸爸不满，说你年纪大了是不是？很多人就说我爸爸不应该回去的，我也不应该回去，但是我们那个时候都想得很简单，脑袋很简单。我同我爸爸一起回来。我爸爸回来以后在国华银行，后来并入中国银行。我爸爸一直是搞外汇，他在统计学方面比较好。
俞惟忠：我爸本来是交通银行的副经理，抗战胜利以后就派他到马尼拉去。
王德禄: 你（指俞惟忠）在马尼拉住了几年？
俞惟忠：两年，我就跟着一起回来了，当时随便我们，我爸这一点也可以说非常开明，我们念什么专业学，随我们便，念什么学校，随我们便。念的好坏是你们自己的事，他不管。他说“我就是负责你们的学费，生活，到大学毕业以后，你们工作了我就不管了。”
范岱年: 跟我们家一样，我父亲也是这样。
俞惟乐：我爸爸很开明的，我爸爸很早的时候在美丰银行。所以他的脑子受洋化影响非常大。这些人里头，照片拿出来后可能还可以回忆，现在实在想不出来。
俞惟忠: 妈妈和哥哥弟弟回来，我是最后回来的。
王德禄:你去马尼拉的时候（朝鲜战争）还没打呢？
俞惟乐：还没打，打的话我爸爸应该告诉我们的。我们那个船很有意思，本来这个货船应该到天津的，天津到北京就很简单，结果呢这走到中间，朝鲜战争爆发。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跟那个船长吃饭时一起聊天，结果船长就说，我们这个船因为货的关系，这次不到天津，到青岛。我们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有个任务，我们也不知道什么事，我到了后来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把我们放到青岛以后，他说你放心，你的行李我们会运到天津去，但是要几月几号以后运到，我们到达青岛后，再从青岛坐火车到北京。原来这个船到南朝鲜去迁送美国侨民，把侨民送到一个什么地方。美国政府征用这条船，把这些侨民迁送完以后再把我们的行李弄到天津，所以我们不知过了多少天以后，再从北京到天津去取我们的行李。最有意思我们在天津上岸的时候，那些解放军没有什么水平，问我们“你们还回去不回去？”侯祥麟很生气，我们回来你们还问我们回不回去，意思是不是说你为什么出去还要回来。他们不会说话，不应该这么问，我们诚心诚意回来，你那么说，不太好。
王德禄:那会儿除了军人来接待你们，教育部有没有专门的人来接你们？
俞惟乐：到了北京，教育部就是那个侯祥麟的同学，还蛮有名的，还有个叫王新民（音），来接待我们，我们就住了教育部的招待所，吃住都不要钱。
[1] 朱昂：曾在商务部国际贸易研究所工作
[2] 邓婉嫭（19？-2010？）丈夫俞琳。194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院。留学美国，1950年回国。
[3] 俞琳（1926～1989）原名俞允璘，祖籍安徽婺源(今属江西)，生于北京。194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56年聘入中国戏曲研究院工作。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所长，1982年1986年7月，调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1986年被任命为中国戏曲学院院长。
[4] 周一良（1913～2001）字太初，安徽建德（今东至）人，生于青岛。1939年留美，在哈佛大学研究生院主修语言及历史。二战期间在哈佛大学陆军特别训练班教日语。1944年获博士学位，任哈佛大学日语教员。1946年与夫人回国，任教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1952年后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授，曾任中国古代史、亚洲史教研室主任、系主任等职务。还曾任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等职务。文革中为 “梁效”写作班子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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