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禄: 你怎么去的大连？
俞惟乐：我记得我们下了船以后教育部王新民来接我们，那时教育部门接待我们，就问我，有些什么想法，我们教育部门有些什么想法，我们很希望你们到东北去，因为东北缺乏技术人才，而且东北在抗战胜利以后，很多专家都是日本专家，都走了，技术头头都没有了。很希望我们过去，我当时就跟侯祥麟商量，你说我到哪里去好？他说我给你介绍两个地方，一个是沈阳化工局，还一个是大连，大连你假如去，大连工学院的一个研究所有个张大煜[1]，他们都很了解认识的。我就让侯祥麟给我写了他私人的信，我就拿了两封信去了。那时候到东北还要开路条的，不是随便阿猫阿狗可以去，那时1950年6月，很紧张的，马路上都没有人的。我也根本没有告诉我家里，那时家里人都在马尼拉，不知道我去，我一个人傻乎乎的拿着手提包就到东北去了，去了一路上先到沈阳，在沈阳侯祥麟有个同学，是我们以前隔壁的邻居，以前化工局的头头，他在沈阳化工局工作，接待我。我从沈阳坐车到大连，大连工学院那时接待我的一个是大连工学院院长，还有一个是东北文教委的。跟我谈，谈完以后他立刻就给我一个聘书，我还挺高兴，我说这样，我不来上班，你给我一个月的假期，我还没回家，我要回家一下。回到上海去，我大学教授一听就说，哎呀你疯了，你跑到东北去干什么，你不如在上海找一个事情。我说不行，国家需要，我要去！那时我们很天真。那个教授还问，他给你什么待遇？我说讲师，他惊讶地说，啊！最起码应该是副教授。我说我什么也不懂，我就拿了个硕士学位，当什么副教授啊，我说讲师可以。我从头干起，我很高兴地拎着衣服就回东北了，那个时候我的妈妈回来了。
王德禄: 你在大连呆了几年？
俞惟乐：八年，从1950到1958年，其间我在上海结婚。以后在兰州呆了32年，从1958年到1990年。在大连时候，中科院在大连还没有研究所，我的单位那时候还是大连工学院附属研究所，不久后成了中科院在大连的机构。那时还不叫石化所，叫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中央试验所，1907 年由日本铁道株式会社成立的，抗战胜利后，移交给中长铁路局接管，改名为中长铁路大连科学研究所， 新中国成立前夕，又交给大连工学院托管。1950 年我去大连的时候，这个所已经交给了中国， 但是留用的日本人还在。研究所的领导都是日本人，所长叫丸泽， 我的直接领导叫井爪，图书馆还有一个小泽什么，当时大部分日本人已经离开了，这几个人还没有 走，他们在等待命令撤退。已经停止工作，后来研究所丸泽还管了一下，但是非常客气，因为他们已经投降了，不久他就走了，之后我们这个所所长叫张大煜[2]，他是清华的教授。
王德禄:你们大连留美的人也很多
俞惟乐：十来个。当时大连来了一拨人，有陈绍澧[3]、张存浩[4]、陶愉生[5]等，大概有10 个人，他们都是留美的。我是散兵，通过侯祥麟的关系独自去的。张存浩这人在中关村，身体不好。他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毕业的时候在俄亥俄大学，也是拿了硕士。后来是个院士了。陶愉生是陶孟和[6]的儿子，上次我跟你提起过，他现在在纽约，好像身体不好。跟女儿在一起住。还有个叫王吉昌（音），这个人后来离开大连不知到哪里去了。我记得有十来个，我们同期可能就我们5个人。还有一个比我们还要老的，现在跑到四川去了，现在的就这么几个人。
王德禄:你们这些人现在越来越火，连续5年最高国家最高科技奖都有你们这一批50年代留美回国的人。今年是郑哲明，去年是师昌绪，再往前吴良镛，李恒德。 这是迟到的奖励。你在华盛顿能感觉到美国政府对中国攻击得非常厉害？
俞惟乐：我不太关心政治，感觉不到，顶多看看电视看看小报，有不同的意见经常有争论。我们跟石油科学院关系都很密切的
王德禄：杨光华认识吗？冯世瑄搞物理的、蔡强康搞机械的，你知道他们吗？
俞惟乐：杨光华我知道，其他不知道了。还有个温可门[7]，好像也是美国回来的，他跟陈绍澧很熟的，好像也是广州的。具体什么专业的我不知道。
王德禄：石科院回国的有右派吗？
俞惟乐：有，武宝琛[8]。
王德禄: 你上次说你们同学里有个赵景伦[9]？他现在在干嘛？
俞惟乐：是外文出版局什么的，他现在退休了。他的姐姐是赵萝蕤[10]，姐夫是考古学家陈梦家[11]，他的爸爸是赵紫宸，就是宗教界三自爱国运动的头头。
范岱年:上次我们去看他，我都记下来了。赵家都很有名的。
俞惟乐：赵景伦大概是比我早回来几个月。
范岱年：赵景伦的爸爸是赵紫宸。
俞惟乐：他第一个夫人叫吴新智[12]，是个地下党员。赵景伦跟我在范德比尔特大学是同学，他读政治经济学，我是化学，后来因为他是政治经济学方面，哈佛大学比较好，所以他就转到哈佛了，他可能比我早一个月回国，跟夫人一起回来的，他们在波士顿生了一个孩子，抱着这个小孩回来，回来以后，他好像在外文出版局工作，听说几年以后离婚了。后来第二个夫人是张治中[13]的三女儿，叫张素初[14]。（注：张治中有五女两子，依次为长女张素我、长子张一真、次女张素央、三女张素初、四女张素因、次子张一纯、五女张素久）张治中不太同意这件事，赵景伦那时已经有4个孩子了。张治中的大女儿叫张素我[15]，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经常参加政协会议，有20年，每一次我们的小组会都碰上她。赵景伦很有才华，在范德比尔特大学，他是我们中国同学会的头头，所以大家都知道他的学问搞得非常好，他后来到了美国办杂志，写了很多关于美国的稿子
范岱年：我在美国看到好多他写的东西。
俞惟乐：他投稿，投到纽约的什么报纸，那时他还寄给我，后来我就对他说我对这些政治不感兴趣，以后不要寄，后来他就不给我寄了。他为《美洲日报》写东西，每一期都有他写的。后来他一直在美国居住，后来，张素初生病，生的很厉害，他们两个就回来，定居在北京，没有多久，张素初就去世了，去年（2012年）年初，去世的时候我那时还给他们打电报，后来就跟他们没什么联系了。他人肯定是在北京。
四、文革中的遭遇王德禄：你在大连时，肖光琰[16]在的事情有耳闻吗？
俞惟乐：我和肖光琰是好朋友，和他妹妹也很熟。关于肖光琰的书很多了，例如白介夫写[17]的。肖光琰从小受海外教育，性格直爽，习惯了直白表达思想。一些人批判他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受不了。Nikan你看他从海外带回来那么多科技书籍，这是花很多钱的。图书馆说要给他钱，别人就批判他是为了钱才带书回国的，很多人整天盯着他，找他的事儿，他想不通，也受不了。我和他的性格不一样，他是很严肃很认真的人，怎么黑的说成白得！有人给我贴大字报，我不放在心上，可是他不行。他的性格和陈绍澧很相像。他带他太太回来，冒多大险呀，他太太是美国出生的中国人，但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讲。所长张大煜就跟我说过“俞惟乐，你要经常去他家看看她，跟她聊一聊”，我几乎每周末都去他们家聊天。她太太有个姊妹在上海，不过交流很少，不太亲，因为那个姊妹不会讲英文。
程宏：肖光琰 兄弟姊妹吗？
俞惟乐：有个弟弟，叫肖光普（音），跟他是同事，现在去世了，还有个妹妹叫肖光贞（音），跟我是同学，在新疆，也去世了。
王德禄：肖光琰原单位现在对肖光琰有个说法吗？
俞惟乐：没有。我觉得肖光琰很冤。关键是不应该把他关起来，还关到一个单独房间。本来他就有神经衰弱失眠症,经常吃药。他们都知道，每天给他一粒，肖光琰存起来，最后集中起来吃了一把。肖光琰死后，通知他太太。他太太在一个中学教英文，带着他们的女儿去看他，也不哭也不闹，回去后两人就一起吃药自杀了。据说是女儿先死的，因为发现时体温不一样。肖光琰的哥哥在美国，不知道肖光琰的死，回国看他，走到北京被科学院堵住，被告知肖光琰已经死了，白介夫在文章都提到过。他哥哥人很好，说：“我不埋怨你们”，结果就回去了。肖光琰的妹妹好像是学英文的，在哪个学校工作，后来听说有点极左，学校开批判会，她还写稿发言。
王德禄：你先生陈绍澧的事情你写过什么吗？
俞惟乐：陈绍澧的一个同事朋友叫张澄清，他比较了解，保存了大量档案资料。
王德禄：陈绍澧出事前，你有感觉吗？
俞惟乐：陈绍澧早就说过“这样活着不行的”他是1968年2月份死的。 1967年1月我被拍到农村去搞四清十个月，67年10月回兰州时，陈绍澧说“你知道吗？我早就准备死了，我们一起死算了”我说“你发疯了”他说“你不知道兰大校长江隆基[18]被打死了吗？还有我们地质所的你知道字书记被小孩子扔石头，你知道吗”我不在兰州，我怎么知道？陈绍澧说“给我贴大字报，你知道那字有多大吗？一张报纸一个字！什么反动知识分子，平时一些很好的鹏友也不理我了，我受不了”我说“你管他呢，爱理不理，无所谓”。他说“我给你写了一封信”，这是一封自杀遗言书，我看都没看撕碎了，我说“这死得不值，干嘛要死！我们要活着！”他说我“谎话一百遍就成了真的，我受不了这颠倒黑白的批判和侮辱”，他饭吃不好，觉睡不好，我劝说道 “大不了我们不干事了，我可以养活你”。话说到这跟份上了，结果还是没有用，在一次批斗会时，他躲在实验室上吊自杀了。我还是没想到他真的会自杀，否则我一分钟都不会离开他。这个事情也是时代的原因。他一死，全所都很紧张，把我家的菜刀什么都收走了，还派人看着我，就怕我也自杀，我则表示我绝不会自杀的。
那时我的女儿在上海，我女儿一直在上海，我生她25天后就回大连了，结果还是被指超假了。因为怕坐船颠簸引发早产，我提前走了，结果到上海后就是不生，耽误了。
王德禄：大连化物所有右派吗？
俞惟乐：有，我有个亲戚叫陈英武（音），是上海交大的，被打成极右分子。大连物化所被拆成三个部分分成，一个是支边到，就是兰州化学所，一个是去山西太原，就是煤炭化学所。在一个就是留在大连的。山西煤化所的彭少逸[19]被打成右派，他是留美回国的。兰州化学所成立的理由一是分散沿海的科研单位，算是战备吧，二是说西北有石油。那时反右刚结束，谁也不敢说话，100多人乖乖服从命令，我就是这样去的兰州。
【图】餐叙后合影，前排左起：范岱年、俞惟忠、俞惟乐、陈养惠，后排左起：王德禄、程宏。
[1] 张大煜（1906～1989 ）江苏江阴人。中科院院士（1955）。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公费留德。1933年获德国德累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曾任清华大学教授、化工系主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交通大学教授。1949年后任大连大学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化工系主任，中科院工业化学所、石油所、大连化学物理所所长、顾问，中科院兰州化学物理所、山西煤炭化学所所长等。
[2] 张大煜（1906～1989）字任宇，江苏江阴县人。中科院院士（1955）。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工系。同年考取了公费留学，赴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1933年获工学博士学位。1933回国，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大连大学等任教。1953—1961年任中科院工业化学所所长，中科院石油所所长，兼任中科院兰州石油所和中科院煤炭所所长。1962—1977年任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所所长，国防科委16院副院长。
[3] 陈绍澧（1925～1968）广东东莞人，俞惟乐丈夫。194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化学系。同年赴美留学，1950年获衣阿华州立大学化学系理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曾任中科院石油研究所、兰州化学物理所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文革中自杀。
[4] 张存浩（1928～）生于天津，祖籍山东无棣，姑父为傅鹰。中科院院士（1980）。1944年考进厦门大学，次年转入中央大学化学系，1947年毕业。1948年赴美留学，在爱阿华州化学系读研究生。1950年获美国密西根大学硕士学位，同年10月返国。曾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所研究员、所长。1998年选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曾当选为中共“十四大”主席团成员，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
[5] 陶愉生（192３～）生于北平。 1942年入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1943年11月至1945年9月任中国远征军译员。1948年在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1948赴美留学，1950年斯坦福大学化学系研究生并毕业（1951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回国，10月 进入大连大学科学研究所（后易名为中科院工业化学所、中科院石油所，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所）工作。
[6] 陶孟和（1887～1960）原名履恭。生于天津。祖籍浙江绍兴，社会学家。1910年赴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学习社会学和经济学，1913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归国后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914-192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等职。1949年10月起担任中科院副院长。
[7] 温可门（192？～）出生香港。1946年西南联大毕业后到美国留学，1951年回国，曾任石油专门学校校长，在石油工业部石油规划设计总院工作。
[8] 武宝琛（1922～？）山西霍县人。1949年获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化工系科学博士学位。后任该院研究员。1950/1年偕夫人郭开兰（波士顿大学经济学留学生）及3个月的女儿回国。历任石油部设计局室主任、工程师，石油炼制研究所筹建处副总工程师，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平反。1982年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邀请回母校工作一段时期。
[9] 赵景伦（1924～）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的幼子。著名政论家，《亚美时报》总主笔。
[10] 赵萝蕤（1912～1998）赵紫宸的长女。（四位子女是:赵萝蕤，赵景德，赵景心，赵景伦。）1928年升入燕京大学中文 系。1940年代留学芝加哥大学。回国后任燕京大学英语系教授，1952年后任北京大学外语系教授。1990年曾赴芝加哥大学讲学，1991年获芝加哥大学颁发的杰出成就奖。
[11] 陈梦家(1911～1966)笔名陈漫哉，浙江上虞人，生于南京。现代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毕业于南京大央大学法律系，1932年又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学习，1934年改攻古文字学，1937年曾在西南联大，美国芝加哥大学，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1966年9月文革时遭残酷批斗时自杀。
[12] 吴新智（19？～）留美学者，赵景伦的前夫人。
[13] 张治中（1890～1969）原名本尧，字文白。安徽省巢湖市（原巢县）人。黄埔系骨干将领，原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之一。
[14] 张素初（1926～2011）祖籍安徽巢湖，张治中三女儿，赵景纶夫人。1947年曾留学美国Adelphl大学, 1949年10月,张素初听从父亲的召唤,中断学业,回国。随后,考入北京市外文出版社（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1979年中美建交，母校Aedlphi大学以全额奖学金邀请她回校复学，主修英语，后完成学业，取得学士学位，接着又经学士后考试（GRE）进入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毕业后考入纽约市政府社会服务部,从事社会福利方面的工作。2005年获得中国绿卡。
[15] 张素我（1915～2011）祖籍安徽巢湖，张治中长女。1935年赴英留学。1937年应父亲召唤回国。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委、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中央顾问。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副主席。
[16] 萧光琰（1920～1968）福州人，出生于日本。1942毕业于美国坡摩那大学化学系。1945获芝加哥大学物 理化学博士学位。1947年起，在印底安那州美孚石油公司工作。1950年12月回国，任中科院工业化学所研究员，曾兼任旅大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文革中与其妻子甄素辉和女儿先后服安眠药自杀。
[17] 白介夫（1921 -2013）陕西绥德人。1938年加入中共。曾任晋东南《黄河日报》编辑，华北新华日报社副科长、长白县委书记等。建国后，历任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北京化学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市科委主任，北京市副市长。
[18] 江隆基(1905—1966)陕西西乡人。1925年考取北京大学，1929年留学日本。1931年留学德国。1936年回国，曾任延安大学副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副厅长。1950年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北京大学副校长、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1966年6月23日，兰州大学召开斗争大会，对江隆基使用罚跪、戴高帽子、拳打脚踢、游街等方式，强迫其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6月25日上午，中共甘肃省委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江隆基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当天下午，江隆基自杀。
[19] 彭少逸（1917～ ）江苏溧阳人，生于湖北武汉。燃料化学家、催化剂专家，中科院院士（1980）。193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1947年赴美，在阿特拉斯粉末公司及通用染料公司的实验室进修。1949年回国，历任中科院大连石油所室主任（大连化物所）、太原燃料化学所（山西煤炭化学所）所长等。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被打成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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