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我受邀参加了“2013中国浙江·宁波人才科技周”系列活动。上午参加了“大学校长专家宁波行咨询座谈会”，并在下午的“大学校长与企业家论坛——教育与产业协同创新”上发表了《以应用教育推动新业态的发展》的主题演讲。在演讲中我一共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业态创新与中国崛起；第二，应用教育与产业发展；第三，应用教育的未来发展。
来自上海海洋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高校的校长，以及宁波16所本地高校老师和企业管理人员，共约150人参加了此次论坛。2013中国浙江·人才科技周由国家人社部、科技部、中国科协和浙江省政府主办，浙江省人才工作组和宁波市委、市政府共同承主办。
一、业态创新与中国崛起
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演变来看，不管是种植、集市贸易、铁路运输、大工业生产、计算机还是互联网，人类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业态变化引起的。但是为什么以前没有提“业态”这个词呢？铁路运输发展经历了200年，大工业制造经历了150年，只有到了现在这个信息化时代，由于业态变化实在太频繁、太迅速，使得原来不被提起的事才开始被提起。但是再怎么迅速变化也离不开三种变化：一是产业价值链的分解，二是产业价值链的融合，三是新业态的诞生。
1.1产业价值链分解与中国崛起。中国是怎么崛起的呢？中国是因为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分解而崛起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全球化迅速发展，当时正好是改革开放，中国就跟上了这班车。其中第一个变化就是价值链分解使得原来在企业内部的事，如研发、宣传、制造、销售逐渐分解到企业外部，大量制造业的分解是哪里的资源便宜就布局到哪里，其中制造部分基本到了中国。所以说价值链的分解是中国制造崛起的根本，而我们国家前30年的改革发展也正是得益于这种价值链的变化。
1.2产业价值链融合与中国创造的兴起。现在相当多的产业分解得越来越细，在面对用户需求时就出现了解决方案提供商，最早是美国的IBM，但是现在全世界解决方案提供商发展最快、最好的是在中关村。如果大家关注中关村新上市的公司就会发现，像碧水源、桑德环境等企业几乎都是解决方案提供商。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制造中逐渐出现了更多的中国创造，在中国的高新区涌现出一大批以产业价值链融合为特点的解决方案提供商，他们是中国创造的新代表。
1.3新业态诞生与中国的希望。价值链分解、融合基本上和传统产业有关系，但新业态的诞生则脱离了传统产业。当年电视用户达到5000万用了23年，而Twitter只用了9个月，微信用户从2亿增长到3亿只用了短短4个月，Line从1亿到5亿用户只有13个月。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出，新业态在硅谷和中关村十分活跃，它是中国的希望，中国人开始在业态创新、新业态诞生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总而言之，全球价值链演变的三个事——分解、融合、新业态，现在看来，和中国联系都很密切。
二、应用教育和产业发展
业态创新和应用教育有什么关系呢？业态创新最大的推动力就是企业商业模式的变化。这个变化是指每个企业，不管是制造型企业还是服务型企业，它的核心不再是干什么而是怎么干，怎么干就是商业模式的变化。商业模式在企业的变化意味着旧岗位消失、新岗位涌现，因此，业态创新对教育而言就是人们有了更多新岗位的需求，需要应用教育体系能够培养输出更多大量新兴人才。我举个例子，淘宝在去年“光棍节”一天卖出190亿，而那些传统意义上的商店收银员都变成了网店的账单处理，岗位设置和以前完全不一样，已经是把原来涉及企业物流、财务、配送等各不相同的岗位集中了在一个新岗位上。我认为阿里巴巴（淘宝）厉害，就是它拥有在一天内处理近200亿账单的能力。
商业模式变化对教育最大的挑战就是就业岗位在快速发生变化，而且到了教育界很多人都赶不上这个形势的程度。阿里巴巴最近在做一个三年社交化改造方案，一个核心变化是由个人的兴趣和专长来决定他的岗位，或者说一个新岗位是由阿里巴巴的员工去创造而不再是人事部去决定。下一步阿里巴巴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一个人在他的岗位上拿到月薪一万块钱，然后他在兼职的社区化岗位上可以拿到每月数万块，这是他的兴趣促使他干这个社区化工作，是员工自己创造了这份工作。我希望教育界能关注到这个巨大的岗位变化趋势。
这么多的岗位发生这么大的变化，那么教育应该怎么办？最近教育部在学习欧美开展应用教育试点，我觉得有两个问题：第一，只有36所学校入选，比例太低，欧洲应用科技大学与其他类型高校的比例都是8：2；第二，不能像德国以前那样仅仅面向当地的产业培养制造产业工人。从另一角度看，现在上海、中关村、杭州出现一个新业态就往往意味着未来十万、百万级就业，会出现大量原来没有的新岗位。现在大数据、电商等领域已经出现百万人需求量的新岗位，这些变化是应用教育应该关注的重点。现在中国新业态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大量需要新兴人才，教育就不应该按照传统的逻辑去做，而是充分参与到这个变化中，成为创新的主力而不再是辅助的力量。我希望宁波的学校能够多和腾讯、阿里巴巴等开展合作，大力培养新兴人才。
我最近在看记录片《大师》系列，其中我看到了很多教育家，如三十年代的黄炎培等，他们的最伟大之处是审时度势，以当前的眼光来看，他们的教育是具有超前意识的，他们不是出现了新事物后再去跟随，而是超前布局教育。当时中国还没有工业，黄炎培就开始搞工业教育了，但现在教育的超前在我们这个时代已被耽误了。我希望宁波能真正出现教育家，至少要出现应用教育的教育家，只有这样的教育家才能超前于所处的时代，探索培育人的方式。
目前应用教育的群体基本上是90后，他们的最大特点就是宅，这个“宅”从互联网意义上来看，有很多学校老师所不能理解的地方，但是我认为这恰恰是他们的优点。人类的本性一直是向往自然，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更愿意宅在家里，他们对网络的兴趣超过了对自然的兴趣。他们“宅”，不是说在家没事干，他们会在中国社交网络上开发应用，还有很多中国年轻人甚至翻墙在美国做开发，他们获得了很高的收入。怎么理解互联网一代，怎么理解宅，我想是我们现代教育应该下工夫的地方。
三、应用教育的未来发展
国内的应用教育主要经过了四个阶段：第一，1952年的中国高校院系调整，核心是发展理工科、抑制文科；第二，50年代中期学习苏联进行工业布局而创办一批工业院校；第三，90年代高等教育扩容，新建了60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第四，应用教育体系重塑。在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三十年后，产业转型升级、产业业态快速变化对教育提出了更大需求，因此现在提出重塑应用教育体系是非常及时的。未来30年中国崛起的关键是出现一批原创新兴产业，而新业态的孕育和发展正是成就中国原创新兴产业的关键，应用教育作为新业态的参与者，将通过培养大量新业态就业人才而助推中国的崛起。
在我关注和研究新业态问题后，我越来越发现王阳明的重要性。首先，王阳明的心学是重视心大，心大就能做大事。宁波人骨子里就心大，敢为天下先。第二，王阳明的“成圣”是说新一代创新者应该拥有改变世界的想法。王阳明和孔夫子的最大不同是：王阳明不是把读书当成自己晋升的通道，而是怎么通过读书成就伟大的事。第三，王阳明的最大现实意义是知行合一，现在到了新经济时代，科学研究、技术研发、应用开发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知行合一恰能充分体现这点。而在硅谷，能够改变世界的创业者又是哪些人呢？就是那些拥有知行合一精神的人。
宁波应该借此次国家重塑应用教育体系的机遇大力发展应用教育，把应用教育作为产业大力发展，通过发展应用教育提高宁波人力资源结构，将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从现在的15万人提高到30万人。宁波的应用教育发展应坚持以满足企业需求为核心，以产教协同发展为根本，同时做好高端链接，多向硅谷、中关村、上海、武汉等地学习新的教育模式，吸引全球教育专家共同建设发展宁波的应用教育，从而发展成为国家应用教育的核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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