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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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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交化时代的科学社会学

    提交: 2013-12-05, 23:52:46 由 王德禄
         2013年11月9日下午,我参加了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科学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举办的“我国科学社会学发展战略研讨会”。会上我看到了范岱年、李真真、刘兵等很多老朋友,会议由李真真主持。我在会上发言,主要说了三点:一、回顾我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二、科学对社会的最新影响:社交化;三、社交化与科学社会学。(会后我又补充了发言时没有提到的想法和资料,特此说明)

     

         一、回顾我的科学社会学研究

         我首先回顾一下我的科学社会学研究。我参加的第一个学术会议就是1985年在厦门召开的“科学社会史学术讨论会”,我提交的论文是《美国原子科学家反对使用原子弹的斗争》,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学术界,认识了许多朋友。应该说科学社会学是我进入学术圈的第一个领域。

         厦门会议之后,我借调到了北京进入中科院《自然辨证法通讯》杂志社,负责科学社会学这个专栏。1986年《自然辨证法通讯》在广州召开科学社会学学术会议,我成为这个会议会务的组织者。在会议召开之前,我到广州中山大学确定会址、会议议程,会议召开时接送代表、安排住宿等地,都是我在一手操办,在会议召开期间,我还参加各个领域的专题讨论。这两次会议使我建立起在学术领域的人脉和影响。

         到北京后,我从研究美国原子科学家转到了研究中国的科技政策和科技史,对“双百方针”、对“反右”、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政策,对1950年代留美科学家口述史,我都做了些研究。

         1993年我下海成立了长城所,今年是20年。在这20年中,我主要的是在科学社会和科学经济领域进行探索。在20年总结时,我认为我下海20年主要是探索新经济,探索科学如何在经济中发挥作用,探索高新区,探索创业、瞪羚和集群。

         2007年,我得了脑出血。康复之后我就离开咨询一线,花更多的精力把20年前的学术研究和下海后的实践结合起来,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美国科学史家王作跃提醒我把80年代的口述史整理出来,我用了三年时间出了本书,就是《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今天我把这本书带来了和大家分享,请大家多提意见。

         第二件事是我这几年每年都去硅谷访问,用了三年时间写了本书叫《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这对我来说这本书是一部社会学的著作。本来这本书是要和斯坦福大学的几个教授合作,在讨论写作方案时,他们希望把人脉网络划的很具体,但是我觉得做不了这个事。于是他们就做他们的,我就写我的。直到现在他们也没有成果出来,我的书已经写出来了。我的这本书主要回答“从人脉的角度看科技园区应该怎么发展?”这个问题。这本书出来之后,中国高新区的决策者都非常重视,因为我在书中重点描述了硅谷和中关村之间进行的跨区域创业。

         当时为了写这本书,在硅谷和中关村两边都接触了上百个的协会和创业者,只要是在硅谷的中国人,或者是行业协会、校友会等等,我都和他们接触过。这本书里面就有很多社会学意义的事情,比如各种协会的组织者,虽然当时还不是企业家,但很快就成为成功的企业家,这说明重视人脉网络的人,就比较容易创业成功。

         第三件事是2010年4月,我应邀参加了在清华大学举办的“罗伯特·科恩研讨会:当代科学技术的历史及哲学思考”,在这个会上,我试图总结我下海以后的研究,发表了《硅谷与中关村:科学的经济功能》。

         这几年在我读的书中,有科学社会学特点有这么几本:

         第一本书是萨克森尼安的《新世代科技冒险家:归国创业家的网络竞争力》,在写作期间,我拜访过萨克森尼安多次,她任伯克利大学信息系统学院的院长,但是她的这本书主要考察的是人际关系,尤其是移民和母国之间的人际网络;

         第二本书是莫顿·凯勒写的《哈佛走向现代——美国大学的崛起》,让我吃惊的是作者在致谢中写道“感谢罗伯特·K·莫顿教授和哈里特·朱克曼教授,他们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科学社会学研讨班给我提供了检验自己想法的讲堂”,凯勒主要的工作领域是创业教育兴起的社会学研究。看到他的话我感到难道我下海20年以来的工作都是科学社会学的延伸?美国的科学社会学家十分重视大学和经济的关系,是否表明我20年的探索可以追述到80年代科学社会学的研究?

         我记得我在80年代末读了范岱年翻译的罗伯特·K·莫顿写《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书,莫顿用了三章来说明科技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我记得专门有一章写冶炼产业,我的印象很深。80年代中国大量引进外国先进的思想和理论,科学社会学被认为是从西方引进的正统的学科,还有一些学科逐渐不再被人提起,比如科学学。

     

         二、科学对社会的最新影响:社交化

         从80年代开始,我们就在研究科学对社会的影响,我研究的主题有以下几个方面:1、二战后美国原子科学家;2、科学与政治:奥本海默;3、中国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的历史和政策;4、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5、科技园区的新规律:创业、孵化、集群;6、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7、科学对社会的最新影响:社交化。

         现在科学对社会的影响最大是什么?是互联网。在最近的五六年之间,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浪潮一波一波的兴起,其影响也日益深入。这些影响看起来还只是在技术方面起作用,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的最基本层面——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即社交化。如果讲一讲社交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位置,我觉得当前社交化和二战之后的原子能技术的社会影响,70年代末计算机兴起引发的大趋势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

         前段时间,范岱年老师邀请波士顿大学的哲学家曹天宇到长城所谈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我认为对社交化预测最准确的是哈贝马斯。哈贝马斯的理论核心就是交往理论,他认为公共空间所提供的社会交往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内容,他1981年写的《交往行为理论》是社交化的先导理论。

         现在社交化不仅仅是互联网创业的行为,而且正在深刻的影响着所有的企业和行业。传统企业也纷纷开始向互联网进军,我的很多客户现在都在做社交化的探索。现在也有很多企业因为不重视社交化而逐渐丧失竞争力。

         社交化的本质是去中心化和信任背书,这就使得企业的民主化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企业社交化的本质就是让员工的兴趣和专长有更多的发挥,使得企业指令性的计划和个人的创造性得到更好的平衡。

    我给推荐一本书给大家——《未来是湿的》,工业经济时代世界是干的,一个人一件事都是被规定好的,在新经济时代,世界就是湿的,人和人通过沟通交流去创造。

     

         三、社交化与科学社会学

        在社交化时代,各个行业领域都在变化,包括科学本身的社会行为也在变化。我重点讲讲众包模式、APP研发和科技博客。

         第一,现在在互联网上流行一种新的研发模式——众包。2006年美国《连线》杂志的记者安德森最先提出了“众包”的概念,是指“将传统上由指定代理人完成的工作,以一种开发召集的形式,外包给一大群不限定资质的人”。简单的说就是将一个技术课题放在公共平台上,网友根据各自的兴趣来为这个课题做研发,这就是典型的互联网时代的研发。

         最近我接触了一些年轻人,其中有准备考清华大学的研究生,他翻墙给Facebook的众包项目做研发,苹果公司买了他的成果。考试的结果出来后,清华大学没有录取,但是美国的大学都争着录取他。时代在改变,技术也在改变,最终是社会的变化,要把握时代最新的变化。

         第二,APP研发也成为互联网一个新的亮点。我认为做APP研发的,有些新锐公司参与,但更多是有想法的年轻人,并且越年轻,他们的想法越是超前。他们做APP完全是来自于自己的兴趣,如果能做出好的APP,被大公司收购,就会激励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其中来,很多创新就是这样出现的。

         第三,现在有这么多的创新创业,就催生出一个新的产业——创新创业服务,科技博客就是其最典型、最具活力的代表。科技博客是为小众群体提供的公共平台,它本身就是一种创新。科技博客让用户、爱好者直接参与到内容的探讨以及创新的过程中,并逐步向孵化、创投、中介等领域扩展。现在很多科学家也在参与科技博客的发展,在这期间既有科普的工作,更多的是科学创造。各个领域的科学家都在科技博客上都有自己的圈子,在社交化充分发展的今天,科技博客更加能够汇集丰富的资源,成为未来创新服务的主要动力。

         我认为社交化是一件很大的事,代表了我们社会的新变化,尤其是对于中国来说,因为我们现实中的公共空间有限,人们只能在网络上寻找公共空间。因此,中国在网络上的创新会比美国多得多,还会有很多社会学问题出现,这些需要社会学家,尤其是科学社会学家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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