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来了，今年是马年，我58岁。我祝您2014年快乐！
2013年，我有几件事值得一提：长城所成立20周年；《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出版发行；三次出国考察；许良英、于光远的去世；我孙子王同琦出生；我的社交化生活；我在国内的行踪和演讲；我的咨询人生。
长城所成立20周年
2013年8月26日是长城所20岁的生日。为了这次大庆，我们花了半年时间做20年总结，还在所内开展了以“新经济咨询20年”为主题的征文比赛。
8月26日，我们在北京北辰五洲大酒店举行了“创新驱动论坛暨长城战略咨询二十年庆典”，约300人参加。武文生发布了我们的20年总结——《新经济咨询20年》、赵慕兰发布《长城战略咨询创新驱动三方法》、、陈文丰发布《中国科技园区成功诀窍》、王成刚发布《全球化进入新阶段——创新全球化》。我发表了《咨询二十年有感——我下海的三个动因》：新技术革命、知识分子的经济独立和知行合一，为了准备这个演讲，我整整思考了一年，在20年所庆当天，我才总结出这三个动因，所以我演讲时情绪非常激动。
《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出版发行
从2010年我第一次写贺年信的时候就提到《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一书的写作，到今年已是第三次提及。这本书终于在2013年4月由湖南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6月26日，《光明日报》社、《神州学人》杂志、《中国科技史杂志》和长城所联合举办了“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出版座谈会”，19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代表以及他们的子女代表、史学者等共计30余人参加。12月，国家博物馆搞了个“中国现代科学家主题展”，我20余年前采访的录音带和相关的文献都成为了展品。为此我专门去了一趟国家博物馆。
三次出国考察
台湾之旅2013年5月1日，我开始了为期7天的台湾之旅，主要在台北、台南、高雄和屏东县做了停留。在台北期间，我品尝了很多地道美食，参观了总统府、二二八公园、龙山寺，去逛了有名的“诚品书店”。更难得的是和在台湾的许多老朋友见了面，了解到了台湾的产业和科技园区的情况。还见了范老师的大学同学——台湾文化大学董事长、张其昀的儿子张镜湖。在台湾南部，我游览了安平堡、赤崁楼，在高雄感受了台湾的夜市，还去垦丁游玩了一下。如果说在台北感受到的是现代文明对台湾的影响，那么在南部感受更多的是台湾的历史。近距离的接触这些历史遗迹，也让我产生了一些思考。我直接体会到台湾是全球化的产物。
以色列之旅 2013年10月下旬，我访问了“创业的国度”以色列。21日，我访问了以色列著名孵化器The Time和风险投资行业的Yozma。22日，我参观了以色列一年一度的水技术展览会。23日，我去往耶路撒冷，沿着耶稣曾走过的路寻找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起源。下午到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爱因斯坦档案馆，拜访了Barbara Wholf女士。24日，我来到雅法，得知这里是基督教走向世界的地方。下午访问以色列产业研究中心，之后与施拉特公司Tami Tamary女士进行了交谈。整个以色列的旅程，我一方面在思考全球的创业高地，一方面学习宗教历史。
欧洲之旅 2013年12月上旬，我在欧洲进行了一次为期12天的欧洲之行。4日，我受邀去丹麦哥本哈根参加《玻尔学术成就百年纪念》的国际会议，并和世界上各国科学家、学者一起签署了一封关于开放世界的致联合国公开信。在会议中，我做了“玻尔是新经济的先驱”主题演讲，与全球众多学者、政要人士产生了极大共鸣。离开哥本哈根之后，我还去了柏林、巴黎和马德里。我在柏林了解了德国人对二战的反思、两德统一和柏林的创业；在巴黎，我感受了巴黎的社交化，去先贤祠凭吊了卢梭；在马德里，我游览了戈雅广场、哥伦布广场，和酒吧的老板聊天，感受全球化开始之地的魅力。
许良英、于光远的去世
2013年1月28日，许良英先生离开了我们。我与许先生相识在30多年前，当时中国研究玻尔的首席科学家戈革是我学士论文的指导老师，我的论文选定的题目是《奥本海默评传》，于是戈老师介绍我去找爱因斯坦的研究学者许良英，我就此成了许良英的私淑弟子。30多年来，我经常去许先生家，与许良英先生、王来棣先生交流。2012年的最后一天，许先生的爱人王来棣先生去世；没想到28天以后，许先生也离开了人世。1月30日下午，许良英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家人遵照他的遗嘱，将他的遗体捐赠给了北京大学医学院。仪式上，我献了一篇悼词：许良英和爱因斯坦一样是一个纯粹、率真的人。他对科学民主的不懈追求使他获得萨哈罗夫奖。他的努力在于使中国融入世界：即在全球化过程中实现普世价值。后来我陆续写了《许良英的五大贡献》、《许良英：中国“世纪老人”的世纪意义》和《许良英生命最后的岁月》三篇文章来纪念许先生。
2013年9月26日，于光远先生去世了。于光远对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我下海时，于光远为我们题写了“企业家思想库”的题词，至今仍然是对我的鞭策。1996年11月28日，于光远参加了长城所第6次企业论坛作了《地球之大和地球之小》的发言，成为我后来链接世界的重要思想指导。2011年我去看他，说我近两年向他学习，每年元旦向朋友发送介绍自己过去一年情况的贺年信，他听了很高兴。在于光远遗体告别仪式上，我交给工作人员一份悼词：于光远走了，带着对人类、对时代、对经济、对社会的睿智离开了我们。在他身上，看不到党派的桎梏，看不到学科的桎梏，只能看到他对人类的爱、对中国的爱！
我孙子王同琦出生
今年8月1日，我升级当了爷爷。因为我的父亲给我留下我们家的族牒，共十个字“敬德公同业，全荣立本基”。我范“德”，我儿子范“公”，我孙子范“同”，所以我给我孙子取名叫王同琦。9月1日，在王同琦的满月酒上，我告诉众多宾客，这个名字寄托着我对他的希望：我希望他及他们这代人能在中国崛起中比我们这代人做出更大的成就。
我的社交化生活
2013年，我对“社交化生活”有很多深入的探索。
我开始找到了微博的感觉，在微博上建立了很多圈子、发现了很多有趣的影片书籍、记录我的工作生活、分享我的见地。我也组建和参与了很多话题，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纪录片《大师》，我看了近100集，写了50多个微博。我觉得看纪录片《大师》的过程是我了解、学习中国近代史的过程。在看纪录片《大师》时，我感到独立思考才是成就大师的最重要的条件。我也多次在演讲中提到独立思考对自己职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2013年，长城所举办了几次社交化的大讨论，“企业社交化”转型被提上日程。长城所在社交化理论领域的探索主抓五大板块：社交化的内在哲学、社交化的关系、社交化的组织、社交化的创新创业及在社交化潮下改造创新产业。我在各种场合宣讲了企业社交化的重要性，还多次在长城所内部培训上针对“咨询与社交化”发表了观点，并提出社交的三大行为准则——分享信息、集聚知识、链接人脉。社交化给我开拓了很大空间。
五年以来，我每年都把我的博客整理成书，出一本博客集。我的博客集尽管是非正式出版物，但是很受朋友们的欢迎。今年，我想把2013年所有的微博进行整理，做成一本微博集，希望与大家分享我的碎片化的思想结晶。
我在国内的行踪和演讲
2013年，我在国内作了12次演讲，其中8次是在北京以外的地方：3月29日，在天津演讲《企业如何选择和培育增长极》；5月27日，在（青岛）中国石油大学演讲《我的大学给了我什么——大学生的职业生涯》；6月14日，在唐山演讲《临港经济：机遇与挑战》；7月18日，在昆明演讲《创新经济从思想开始——昆明创新经济之路》；9月14日，在宁波演讲《以应用教育推动新业态的发展》；11月8日，在武汉演讲《国家高新区创新驱动的新机制》；11月12日，在宁波演讲《社交化与楼市》；11月15日，在宁波演讲《新经济与瞪羚》。2013年我最重视的话题是思想的价值，年初我做了演讲《从伟大的想法到伟大的公司》，年底又做了演讲《伟大的公司从想法开始》。
另外，我还到外地参加了几次重要的座谈会：5月31日，在成都高新区发表《世界一流园区要实现三个超前》；6月25日，在郑州高新区发表《郑州高新区的跨越发展》；9月15日，在余姚和宁波发表《王阳明与应用教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余姚期间我还特意去寻访了王阳明故居。我之所以对王阳明很感兴趣，是因为500年前的王阳明是孔子以来第一个发现了独立人格价值的儒家。
12月20日，长城所又搞了“迎接新技术革命大讨论30年”座谈会。我在会上作了《新技术革命确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的发言。
我的咨询人生
2013年是我咨询人生的第20个年头，初步完成了对长城所20年来咨询方法的总结，形成了总计20个方法的长城所咨询方法体系，分为核心方法类、创业-孵化类、瞪羚-加速类、集群-园区类共四大类方法体系。此外，我还参加了八次所内的咨询师培训，其中有五次新员工培训，向新入职的咨询师讲了如何做好咨询师的经验。所内的头脑风暴会我都尽可能参加，至少每周参加1~2次不同项目、不同主题的头脑风暴会。虽然我已经很长时间不直接参加项目组的工作，但仍然以这种方式继续发挥我的力量。
王德禄
2013年12月31日
（自2010年起第五封贺年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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