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和
那时候没有学前班，在农村，没有托儿所也没有幼稚园。村庄、田野、河塘、果园、瓜地是我们自由自在的天堂。大约从三、四岁起，我们同村的一帮男孩子开始相约着四处去玩耍，那种淘气、那种狂野、那种坏，是很叫家里大人和生产队长担心和头疼的。 我们像是荒野路边的狗尾巴草，在阳光雨露下无规无则地成长着。时常，谁谁的脑袋在与邻村孩子的一次战斗中被砖头瓦块击破了，谁谁的屁股在一次集体偷窃行为中被枣树枝挂成了两瓣。每每这时，生产队长会怜惜又无奈地骂一句：“这帮狗娘养的野杂种！”终于有一天，在磕磕碰碰、打打闹闹、争争吵吵的间歇里，我们各自到了该上学读书的年纪，家里大人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落地，哄骗我们说：“去吧去吧，去读一年级吧！从今往后就是小学一年级的大学生了，可不许再瞎胡闹了。”于是我们很自豪、很神圣地背起母亲在油灯下用碎布丁亲手缝制的花花绿绿的小书包，嘴里啃着玉米面的馍饼，抹着鼻涕、揪着开裆裤往生产队的牲口屋走，没准儿这时候谁谁的眼角里还噙着眼屎，屁股沟子里还夹着屎橛子呢。 村子官名叫下坡村，一个巴掌大的小村庄。一年级的教室设在村子的正中间——牲口屋的对面。房子是土坯砌墙、麦秸搭顶的草房，门是沿用了好几栋房屋的灰黑的独扇木门，窗是一个正方形的小洞、中间别了几根去皮的木棍。我们一帮野孩子像被缚了笼头的小马驹儿一样羞羞答答地跟在家长身后走拢去的时候，一声老叫驴的嘶鸣腾空而起，紧跟着，仿佛不欢迎我们这群小捣蛋鬼的光临，马儿们也咴咴地抗议起来，牛儿们也哞哞地呐喊起来。瘸腿儿、独眼的饲养员二大爷，吊着一只祖传的石头镜站在牲口屋门口，又帅又酷又阴险又慈祥地咪咪笑着，指指点点说：“又一批小混蛋书归正传了。” 然后是开学典礼。 老师站在讲台下边。生产队长披着他只有在开社员大会时才舍得披的中山装，背对木制黑板，双手卡腰站在讲台上，说:“你们这帮狗娘养的小杂种，啊！你们这帮狗娘……”窗外家长们吃吃地笑起来。老师也抿嘴儿乐了。课桌是土坯砌的长条台，我们挺直了腰坐在各自从家里搬来的小板凳、小马扎上，很乖、很专注地仰望着生产队长，没有谁敢再笑。队长长满老趼的一双大手又宽又厚又结实，我们“这帮狗娘养的小杂种”，有谁在往日、往年偷苹果、偷桃、偷西瓜甜瓜的过程中，没有领教过这一双大手的可怕威力呢？ 教授一年级全部课程的是一位插队到我们村的女知青，齐耳短发，脸面白白净净，眉眼漂漂亮亮，名字叫张阿娜——除了生产队长，村里没人这样叫她，不论大人小孩，也不论男女老少，都叫她张老师。“张阿娜，我讲完了，你上课吧。”队长训完话，抖了抖中山装，打上工铃去了。张阿娜送走生产队长，回头宣布了几条课堂纪律，点了名，排了座儿，一年级的第一天就放学了。 书是第三天发的。这当儿，我们这群小混蛋早已被张阿娜的教鞭唬得服服帖帖的。我们端端正正、规规矩矩地坐在小板凳、小马扎上，眼望着讲台桌子上飘散着淡淡墨香的两摞新书，心里那个冲动、喜悦啊，真的比过年时放鞭炮、看花媳妇、吃大碗的猪肉萝卜馅儿饺子还要来劲儿。张阿娜拍了拍书本，说：“今天发书，希望同学们在今后的学习当中要爱护书籍，不要把书撕破了，弄丢了。”要做到“爱护书籍”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张阿娜教会了我们“饭前饭后要洗手”，但因为“课桌”是土坯砌的长条台，所以，即使新书包了书皮，耐不住每天在砂土的桌面上挪来挪去，要不了多久，书皮也就破了，新书也就毛毛糙糙了。我的父亲是一位建筑工人，家里有一些水泥袋子什么的，姐姐用里面干净的牛皮纸给我的新书包了皮，我每天上学去另外再带一张有水泥厂字样的牛皮纸垫在课桌上，这样，直到全班同学的新书都“少皮没脸”了，我的《语文》、《数学》还牛皮哄哄的。可是，突然有一天，它们在土坯砌的“课桌”上，突然就不翼而飞了，我当时哭得那个伤心啊…… 打打闹闹、吵吵嚷嚷的，两个学期很快就过去了。通过了期末考试，放暑假了，我们排着队、唱着歌儿离开牲口屋，离开一年级的教室。张阿娜像往常一样站在教室的门口目送我们回家，经过她面前时，我看见她的眼睛湿润了，哭了。 第二天中午，一辆敞蓬的吉普车挟裹着尘埃一路呼啸着驶进村子。瘸腿儿、独眼的饲养员二大爷一瘸一拐地牵着一头病牛下河去洗澡，我们才知道张阿娜要回城去了。等到我们提着小裤头赤脚跑回村子，吉普车早已上路，就要看不见了。于是就追。 追着追着，不知谁突然哽咽着喊了一声：“张老师，张老师——”我们一下子就号啕大哭了，再也跑不动了……那种失落，是任何一种失落所无法比拟的。这一年的秋天，我们要到邻村去上小学二年级了，可是我每每走过牲口屋、走过一年级教室的时候，总是忍不住要回头看一眼——看一眼，就不由自主地想起张阿娜手中高高扬起、缓缓落下的柳条教鞭，以及，一年级教室里琅琅的读书声和张阿娜、张老师俊俏的脸蛋。
2000年10月20日草 2018年1月28日改 2018年9月1日《许昌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