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和
繁城是一座古镇，汉时称曲蠡、繁阳亭，因汉献帝、魏文帝和受禅台而闻名。 繁城镇有一条五里长街，有东街、西街、南街、献街、清街五个行政村，是一处回汉杂居的地方。外婆家在繁城镇南街，三间秦砖汉瓦的正屋，东西两侧各有两间厢房，是土坯砌墙、麦秸搭顶的草房。外公姓牛，近六尺高的一条老牛家壮汉。据母亲讲，外公的祖、父辈以及他自己的前半生均属繁城镇首屈一指的富贵人家，除了一顷多良田和上百间瓦房，另外还在许州城开了一家名叫万福祥的大酒楼和几间粮行，很阔绰的，用时下的话说，是个真正的土豪。无奈外公年轻时嗜赌如命，每天带着账房先生游走在茶馆、酒肆、赌场之间，先是输掉了酒楼、粮行，后是输掉了土地、房屋，到他自己做父亲时，就只剩下几亩赖以活命的薄地和三间古旧的瓦屋了，因此侥幸得了个贫下中农的好成份。数年以后，赢了他钱财、酒楼、土地、粮行、房屋的大地主孔寨首被一粒子弹送上西天，临刑前呼天抢地地喊：“是你害了我呀，牛保寨！我日恁八辈祖宗。”那便是声讨他对家、我外公呢。因此外公常常在外婆面前沾沾自喜地说：“若不是我好赌，若不是我每赌必输，你能过今天的安稳日子吗？这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的确，外公是一个很有学问、很有先见之明的人，这从他一个女儿、四个儿子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出来。但外公又是一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男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愣是坐在家里活活饿死了！——那时候母亲业已出嫁，父亲是许昌农场管喂猪的工人，我大舅、我三舅的性命正是因为一次次跑到农场去偷吃猪食，才得以存活下来。外公不愿意去，准确地说，是外公不愿意在他的女儿、女婿面前偷偷摸摸吃猪食。其实，这又算什么呢？在那个非常饥饿的年代，为了活命，别说偷吃猪食了，即使偷吃别人家的菜团，抢吃别人手中的窝头，也没人讥笑你的。但外公不愿意去，宁愿饿死也不去。我外婆说：“知道吗？好外甥儿，这叫气节！人可以没有饭吃，可以没有衣裳穿，但不可以没有气节。”因此外公不知道我是谁，更不知道许多年后的今天，他唯一的外孙会在文章中提及他，说他的糗事。也许他知道的。 我们繁城这儿，叫外婆不叫外婆，叫姥娘；叫外公也不叫外公，叫姥爷。 因为有了妹妹，我从三岁起便被寄养在外婆家，以至于后来母亲接我回去上学，我不认得她老人家是谁。“我是恁亲娘啊！”母亲可怜巴巴地朝我伸出双手，眼泪雨一样洒落。我惊恐地望着她，缩进外婆怀里，眼中满是惶惑。 在外婆家，我属于重点看护对象，除了在隔壁牲口屋和一个同龄的矮个男孩儿玩，几乎很少独自到别的地方去。舅舅们不让我出去，外婆也对我紧张兮兮的，说是外面乱，怕丢了我这个好外甥。外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家闺秀，出嫁时嫁妆摆了足足有二里路，两只笋一样白净的小脚，比三寸金莲还三寸金莲。每当我撒开脚丫子朝五里长街奔跑的时候，外婆便急惶惶地、小脚一点一点地在后面追，一边追一边轻轻地喊：“小祖宗，你给我回来，看我不打烂你的屁股。”许是家教的缘故吧，外婆从不骂人，也不像别的女人一样扯破了嗓门大声喊。可即使这样，我仍然一次也没有得逞过，总是有人在靠近五里长街的牛家祠堂附近把我截获了，缴回到外婆手中。外婆呢，一只手抓着我的小胳膊，另一只手便在我裸露的屁股蛋子上轻轻地、不疼不痒地打一下，然后拽着我回家。这天我休想再踏出院门半步。 有一天上午，吃过饭，舅舅们上工去了，外婆还在灶火里忙碌着。我说：“姥娘，你忙吧，我去牲口屋找顶棒玩咧！”外婆说：“去吧！别乱跑，别和顶棒打架。”我答应着就出门去了。到了牲口屋，才发现顶棒不在，只有一个远房舅舅正在给牲口续草，于是就问：“舅舅，顶棒呢？”矮个男孩儿小名叫顶棒。这位远房舅舅或许是看我一本正经的小大人模样非常搞笑吧，哄骗我说：“顶棒啊，周公领着去北京看热闹去了。”那一年我四岁或者五岁，不知道这位远房舅舅是逗我玩呢，更不知道“北京”是一个什么样的热闹去处，但是我想，既然名字叫“北京”，既然周公能够领着顶棒去“北京”，那“北京”一定离这儿不远，一定就在牲口屋的北面。于是我从牲口屋出来，向北，顺着巷道，一路慢慢悠悠地朝“北京”去了。 繁城只是一座古老的小镇，但在我童年的印象中，繁城却是天底下、地上头最大最大的一座城市。我从牲口屋出来，顺着巷道一直往北走啊，走啊。后来走到一处坐落在高台上的大院跟前，看见好多好多人在那儿聚集着，一群穿绿军装、戴绿军帽、套红袖箍的大哥哥大姐姐正在搭建一座很高很高的戏台，我以为这里就是“北京”了，并且真的有戏，于是就在戏台前停顿下来。 “戏”是吃过午饭开演的。“戏”开演时，我饿着肚子坐在一棵弯腰柳树的枝杈间——本来我想留在戏台上，可那位管台子的大哥哥不让，说：“小屁孩儿，凑啥热闹，滚蛋！”没办法，我就只能爬到戏台前的柳树上了。柳树下聚集了好多好多看热闹的人。大喇叭嗡嗡作响的时候，我正犹豫着是不是下去洒一泡尿再上来，突然听到扩音器里爆出一声大喊：“把某某某押上来！”紧接着又喊：“把高帽子给他戡上去！”我一惊，感觉裆里一紧，尿水不由自主地就蹿了出去，洒到下面一位陌生的男人头上。那男人凶狠着脸面，咬牙切齿地说：“小兔崽子，你下来！看我不捶死你。”我吓坏了，紧紧抱着树干盯着他，想哭又不敢哭，生怕他一怒之下爬上来，或者用砖头砸我。这样僵持了好大一会儿，这位长相凶狠的男人看我不下去，终于失去了耐心，转过脸，跟着人群呼喊起来。 我俯视着他，希望他把我忘掉，或者换一个地方去喊叫，这样我就有机会逃跑了。那一刻，我甚至想，那些穿绿军装、戴绿军帽、套红袖箍的大哥哥，若是能过来，把他绑到台上去，该有多好！可是他不动，也没有一丁点要走开的意思，并且大有坚持站在原来淋尿的地方一直呼喊到底的势头。我只能老老实实地蹲在柳树的枝杈间，非常沮丧但却满怀希望地等待他离开。头上戴高帽、胸前挂大牌的是几位脸面黄瘦、战战兢兢的男人，有戴眼镜的，有不戴眼镜的，都和外婆年纪差不多。夕阳西下时，戴高帽、挂大牌的男人们被押下戏台，押进高台上的大院。长相凶狠的男人仰脸瞪我一眼，说：“小心我揍你！”然后就跟随人群往院子里看热闹去了。我看着他走远，从树上滑下来，顺着来路一溜烟地往回跑。 外婆吓坏了。我跑回外婆家，看到外婆正坐在院子里握着一双脚脖子号啕大哭呢，两位本家的妗妗在一边劝慰着她。我蹑手蹑脚地走到外婆跟前，说：“姥娘，你哭什么呢？”外婆闭着眼睛呜呜咽咽地说：“我的好外甥儿丢了，我怎么不哭呢？”两位妗妗看见我，吃了一惊，异口同声说：“回来了，这不回来了？”外婆抹一把泪水，把我揽进怀里，说：“小祖宗，你跑哪儿去了？”我说：“我去‘北京’看高帽去了。” 被外婆派出去找我的舅舅们是喝罢汤以后陆陆续续回到家中的。大舅最后一个回来，我大舅说：“今天戴高帽的杨校长回到家就上吊自杀了。”我不知道上吊自杀是怎么一回事，追问我大舅，我大舅不耐烦地说：“就是弄根绳把自己吊死。”我不认识字，不知道戏台上哪一位是杨校长，但是我想，杨校长和我外公一样，是一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男人吧。 外婆病逝于公元一九九五年，享年八十六岁。现在，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已经没人知道高帽这回事了，更不用提十几、二十几岁的〇〇后、九〇后了，但是，它却像外婆所给予我的爱一样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脑海里，怎么挥也挥不去。偶尔，上年纪的人会说，别给我戴高帽子了，那意思是别夸我、别抬举我了，很有一点黑色幽默的味道。 2006年7月11日草 2018年11月9日改 2018年11月24日《许昌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