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和
有一句时髦的话，说有钱就是任性。这句话若是套用在并不赶时髦的河南籍著名作家刘庆邦身上，则应该是：有才就是任性。 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麦家在其新作《三株草•小说短篇》（2018年第5期《上海文学》）中如是说：“写短篇小说很难挣名，却容易败名……写短篇小说是走T型台，雪亮的聚光灯下，铁着面孔，挺着胸，收着腹，迈着猫步，甩着胳膊，迎着睽睽众目，一脚是一脚，一手是一手，腰是腰，胯是胯，款款来，妖媚去，近在咫尺，触手可及。”由此可见，短篇小说正因为其短，写起来并不容易，写好更难。也因为如此，多数作家在写作短篇时，更注重短篇小说的开头、结尾和写作技巧，譬如美国现代短篇小说之父欧•亨利式的结尾，再譬如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获奖短篇小说《俄罗斯陆军腰带》悬念式的开头。 而刘庆邦的任性，表现在短篇小说写作上，就是反其道而行之——没有悬念，从不玩噱头，似乎毫不关心读者的阅读兴致，从不用悬念式的开头、出人意料的结尾，不刻意架构新奇、曲折的故事，也不怎么注重结构、技巧。换句话说，刘庆邦在写作短篇小说时，几乎摈弃了所有的短篇小说创作技巧，而更注重叙述的流动性；他所摘取的题材，也往往是多数同年龄段作家已经遗忘的，但却曾经发生在过去某一个历史时期、存在于人们记忆深处的的小微旧事——二十年前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第一名的《鞋》如此，二十年后以头条位置刊发于2017年第9期《上海文学》的《英哥四幕》同样如此。从这一点上讲，刘庆邦无愧于“当代短篇小说之王”的赞誉，无愧于他曾经的矿工身份——因为曾经当过煤矿工人，所以能够挖掘到人们记忆中深埋的“宝藏”，并且能够让这些尘封往事在他的小说中绽放出让读者叹为观止的灵光。 基本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刘庆邦的短篇小说《鞋》，我们会觉得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女孩儿给未婚夫做鞋实在没什么可写的，但刘庆邦却因此写出了那个年代农村女孩儿对纯洁爱情的向往，并且因此成就了一部当代中国文学史中不可多得的短篇小说经典。由彼及此，“喜新厌旧”有什么可写的呢？历史上喜新厌旧的故事多了去了，譬如陈世美，譬如旧时男子三妻四妾、后宫佳丽三千……但就是这个我们司空见惯的“喜新厌旧”，刘庆邦却写出了让人震撼，让人读后心里特别不舒服的短篇小说《英哥四幕》，并且，刘庆邦这篇小说写的不是一个男人“喜新厌旧”，而是一家三代男人“喜新厌旧”，这就有意思了。 “有个姑娘叫守明，十八岁那年就定了亲。”这是《鞋》的开篇，开篇之后刘庆邦就开始了属于他自己的“叙述流”，直至小说结束的最后一句话，“怎么会是母亲呢!在回家的路上，守明一直没跟母亲说话。”可以说，这样的小说开头和结尾了无悬念和意外，但却韵味十足。无独有偶，《英哥四幕》的开篇更省事，干脆直接拿曲剧《秦香莲》的剧本和台词说事——这种开头不留一丝悬念，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小说要叙述的就是非常老套的喜新厌旧的故事。而《英哥四幕》的结尾，一如《鞋》样平实、平淡无奇：“看到台上的英哥，宋景辉想到小时候的自己，鼻子酸得厉害。”读到这里，读者不能不想：宋景辉为何“鼻子酸得厉害”？是失落？还是为自己、为“英哥”、为宋阳的两个孩子？ 暂且打住，既然刘庆邦是一个不注重开头和结尾的短篇小说大家，我们不妨抛开《英哥四幕》的头尾于不顾，而侧重于小说文本的解构，看看刘庆邦究竟使了什么“坏”。
这篇小说总计不足一万二千字，以复调结构叙写故事——简单说，就是围绕传统戏剧《秦香莲》写一家三代男人“喜新厌旧”的“因”和“果”。小说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叙写一年级小学生宋景辉深受戏剧文化影响，热衷于捏腰和劈叉，听戏和学戏，学戏不成之后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又上台演了一回戏，并且因此得了“英哥”的别名，他的价值观、审美观在听戏、学戏、演戏的过程中初具雏形；第二部分叙写宋景辉中学时期的再成长和他对传统文化、现实生活的认知，侧面叙写宋景辉的父亲宋国成“喜新厌旧”的“因”和“果”；第三部分叙写宋景辉顶替父亲参加工作和结婚后“喜新厌旧”的发生、发展以及父亲宋国成反过来现身说法；第四部分叙写宋景辉的儿子宋阳发达后“喜新厌旧”的“因”和“果”，以及宋景辉借力文化传承和传统文化规劝儿子回心转意的尴尬事儿。 除了让一家三代男人集体“喜新厌旧”，更加吊诡的是，刘庆邦这篇小说干脆直接采用“老瓶装新酒”的故事架构模式——这种模式的凶险之处在于：如果“老瓶”里不能装进让读者回味无穷的“美酒”，如果装进去的只是“普普通通的白酒”，那么，刘庆邦“当代短篇小说之王”的英名将会毁于一旦！ 这篇小说中的“老瓶”有两个：一是《秦香莲》这出家喻户晓的传统戏剧，二是北宋状元“陈世美”喜新厌旧的故事。这两个“老瓶”装进的“新酒”则有三种：宋景辉的父亲宋国成、宋景辉先后“喜新厌旧”的糗事儿，宋景辉的儿子宋阳发达后养小老婆的闹心事儿。 或许有人会说了，这哪是“老瓶装新酒”啊？这不就是“老瓶装老酒”吗？ 是的，这篇小说所呈现的，就是“老瓶装老酒”，甚至可说是“老瓶装假酒”——小说是作家虚构的产物，那么，虚构的一家三代男人“喜新厌旧”的故事，不就是“一瓶假酒”吗？但这“一瓶假酒”，也确实让人回味无穷，从小说文本层面上讲，又何尝不是“一瓶新酒”呢？为什么这样说？道理很简单：刘庆邦装进去的不只是宋家三代男人“喜新厌旧”的老套故事，而是故事背后文化传承的得与失。 关于文化传承，刘庆邦在这篇小说中或明或暗泼墨不少，它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小说主人公的姓、名与历史、戏剧文化的关联——秦香莲、陈世美、英哥的故事源自历史上的宋朝，宋景辉姓宋，这两个“宋”是同一个汉字，所以，宋景辉和宋朝并非毫无关联，这是小说主人公的“根”；“英哥”是北宋状元“陈世美”的弃儿，宋景辉别名叫“英哥”，并且宋景辉中学时差一点就成了宋国成的弃儿，所以，宋景辉即“英哥”、“英哥”即宋景辉，宋景辉（小说人物或者现实人物）的社会属性（究竟是宋朝还是现代弃儿）有待进一步考证；“陈世美”中状元后在权利的作用下遗弃了秦香莲和英哥，宋景辉晋升副科长之后也差一点遗弃了杨文娥和宋阳，“陈世美”、宋景辉这两个不同朝代的男人又因为共同的属性合二为一，唯一的区别是宋朝的“陈世美”执迷不悟被包拯铡了，上个世纪的年轻男人宋景辉在父亲宋国成的劝说下幡然悔悟成了传统文化的传承者……由此可见，作者在这篇小说中刻意让戏剧人物（或者历史人物）和小说人物（或者现实人物）的姓、名、身份、故事纠结在一起，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文化传承。 二是宋家三代男人“喜新厌旧”的“果”——从本质上讲，宋家三代男人先后“喜新厌旧”的“因”和戏剧人物陈世美“喜新厌旧”的“因”并无差异，但是“果”却不同：“陈世美”执迷不悟被包拯铡了，宋国成、宋景辉先后在“陈世美”这个代名词的震慑作用下“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宋阳用“十八万”化解或暂缓了自己“重婚罪”的婚姻危机……由此可见，同样的“喜新厌旧”和截然不同的结局背后，彰显的还是文化传承这个“法宝”的有力和无力，而宋景辉的儿子宋阳“有钱就是任性”的表象下，作者想要表述的，则是文化传承的断代和文化传承断代后道德情操的迷失、价值观的错位。 三是交互式的章节生成模式——在艺术表现形式上，《英哥四幕》区别于通常意义上的小说，别开生面地借用了曲剧剧本的书写方式，采用了“剧本+剧中人心理描写+小说叙事”的三重结构模式（你可以说它“剧本插播小说”，也可以说它“小说插播剧本”），这种结构模式即增加了小说文本的层次感，又强化了传统文化和文化传承对小说主人公宋景辉的影响力，同时，也收到了“老瓶”、“新酒”遥相呼应的效果。 四是叙事文字中对文化传承的渲染和铺垫——《英哥四幕》叙事部分有关文化生活（或精神生活）和文化传承的描写同样俯拾皆是： “别看只是玩玩，偌大一个村庄，有得玩和没得玩情况大不一样。没有戏班子之前，村里人的眼睛是寡的、空的，去没地方去，站没地方站，像一群无头苍蝇一样。自从建了戏班子，宋楼人的精神像是一下子有了方向，觉得天不是原来的天，地不是原来的地，整个生活都有了改变。” 这里叙写的是传统文化对现实生活的提升作用。 “宋景辉一听这个男同学骂他爹是陈世美，顿时就恼了，指着他的同学对骂：你爹才是陈世美呢，你爹才是陈世美呢！” “一个演过戏的人，肚子里装的肯定有戏。肚子里有戏，处处是戏台。肚子里有戏的人和没戏的人是不一样的。” 这里叙写的是文化传承的潜移默化作用。 “以前他认为，戏是戏，生活是生活，戏和生活是两张皮，两者之间没什么关系。他更没有把戏台上的戏和他家里的生活联系起来看，从没想过他们家也会发生类似戏里边的事。” “写这封信时，宋景辉犹豫过，内心有过冲突。因为他不可避免地想到了自己演过的英哥，继而想到了秦香莲和陈世美。” “戏是扎翅膀的，一扎上翅膀到处飞，影响就大了。” “从爹和他两代人所经历的事情看，《秦香莲》这部戏像是一个法宝，一使用这个法宝，就可以收到不错的效果。他相信，到了他儿子这一代，这个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法宝仍然可以沿用。” 这里叙写的是小说主人公宋景辉对文化传承的认知、认可以及道德观、价值观的形成。 “于是他到厂里找到宋阳，问宋阳知道秦香莲这个人嘛。 宋阳正拖着鼠标，翻看电脑上的一些表格，说不知道。 那你总该知道陈世美吧？ 这个名字好像听说过，是哪庄的？做什么生意的？” 这里叙写的是文化传承的断代，读起来有一种触目惊心的感觉。同时，它也让人哭笑不得，让人无语、无奈——在中国，秦香莲和陈世美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是到了宋景辉的儿子宋阳这一代，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社会步入商品时代，马云、马化腾等中国首富通过互联网开始占据人们的视听，与此同时，秦香莲、陈世美、包拯等著名戏剧人物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并最终沦落为“陌生人”，文化传承断代悄然发生。 “宋阳的回答让宋景辉深感意外，不管什么法宝再好，儿子不了解法宝的性质，恐怕很难派上用场。” “曹平倒没有为难小黄，只跟宋阳讲价钱，要宋阳拿钱来，十八万。要是宋阳不乖乖拿钱，她就把宋阳告到法院，告宋阳偷偷娶小老婆，犯了重婚罪。不就是钱嘛，无所谓。宋阳先一把给了曹平六万，还有两个六万，他答应以后分期分批付给曹平。他说他给曹平的是维稳费，拿到了维稳费，就要维护家庭的稳定，不许再瞎胡闹。” 这里叙写的是文化传承断代后必然的结局——价值观错位。它对现实生活秩序的冲击已经到了荒谬的、让人啼笑皆非的地步——婚姻中的过错方理直气壮，打响“婚姻保卫战”的另一方反倒成了“瞎胡闹”！
除了浓墨重彩叙写小说主人公宋景辉的文化传承和文化生活，《英哥四幕》还特别从宋景辉的角度叙写了宋阳发达后的物质生活：“他（宋景辉）穿上才知道，光这一条裤衩就二百多块。”别小看这一条意大利进口的名牌裤衩，它有一石二鸟的功用：一方面，它从侧面以嘲讽的方式揭开了工厂老板宋阳发达后奢靡生活的一角，另一方面，它则从反面衬托出了宋国成、宋景辉这两代人物质生活的匮乏和生活水准的低下。也是这一条意大利进口的名牌裤衩，即让“宋景辉有些替儿子担心，担心儿子会在男女关系方面出问题”，又倒逼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这样几个问题：为什么少年宋景辉的一封家书、宋景辉的父亲宋国成的一席话能让宋景辉的父亲和宋景辉先后“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为什么宋景辉做了种种努力却不能让儿子宋阳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为什么古代一贫如洗的秦香莲没有被“三百两纹银”打败，而时下“钱……花不完”的曹平反倒被“十八万”“维稳费”收编了？ 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复杂，它不但事关文化传统、文化传承、政治背景，而且和国人的生活水平、生活环境、价值取向密切相关。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捋顺《英哥四幕》故事发生的时间周期——从小说文本中的时间标签“生产队”，我们大致可推算出第一、第二幕故事大约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三幕故事大约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左右，第四幕故事大约发生在二〇〇年以后。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基于种种原因，温饱问题一直是困扰国人的头等大事。这一时期，大部分人的生活维持在温饱线上，只有极少一部分人（工人、教师、干部）不愁吃不愁穿，也只有极少一部分人具备搞婚外恋的资本，但因为那时候政治运动连年不断，男女关系备受关注，社会舆论处于高压状态，生活作风问题甚至被纳入政审范畴，所以，非但婚外情鲜有发生，而且即使发生，也往往处于偷偷摸摸的地下状态，无法叫板原有的合法婚姻关系，要想取而代之更是困难重重——这是宋国成、宋景辉父子在家书、劝说作用下“知难而退”的另一个深层原因，也是除文化传承之外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政治因素。但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尤其是城镇化建设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打工或定居，城市的市场化属性在这一群体中不断被强化、扩散，商品时代的交易性特征开始逐步渗入到情感、婚恋、家庭领域，再加上民间生活去政治化色彩越来越浓，所以，文化传承的影响力大打折扣，以至于宋阳不知道“秦香莲、陈世美”是谁，以至于宋景辉顿悟：“法宝再好，儿子不了解法宝的性质，恐怕很难派上用场。”除此之外，宋景辉劝说宋阳失败还有时代背景的原因：从宽泛意义上讲，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和秦香莲、陈世美生活的北宋时期均可归入农耕时代，而农耕时代最显著的社会特征是闲人、闲言闲语多，婚外情资金成本低但社会舆论压力大，人言可畏倒逼人们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商品时代则恰恰相反，婚外情资金成本高但社会舆论压力小，人们都忙着赚钱无暇顾及别人的情和事，人言不可畏导致自律缺失，再加上金钱对欲望的支配和膨化作用，以至于婚外情时有发生、离婚率居高不下，“二奶、小三儿”这一商品时代的必然产物应运而生。 除了价值取向的天壤之别，农耕时期和商品时代文化传承的渠道、受众也大相径庭：农耕时期传统文化传播渠道窄但受众面积大，商品时代传统文化传播渠道宽但受众面积小。而随着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农耕文化、农耕文明的解体和消亡也就在所难免——这是宋景辉劝说宋阳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至于秦香莲无视三百两纹银和曹平十八万卖掉婚姻中作为合法配偶的权利，则和农耕时期、商品时代人们的价值取向截然相反不无关系——农耕时代，情感和婚姻是神圣不可交换的无价之宝；商品时代，人沦落为商品，人类的情感和婚姻被人为地贴上价值的标签，拜金主义大行其道，人贩子、买卖婚姻、以盈利为目的的婚恋网站和地下色情场所应运而生，人的社会主体地位被人为的货币所取代，这是一种与时俱进还是人的精神迷失？
说到商品时代，就不能不说说《英哥四幕》中的“二号人物”宋阳。说到宋阳，就不能不先说说刘庆邦在这篇小说中刻画次要人物的独到之处。 毋庸置疑，宋景辉是这篇小说的“一号人物”，是农耕文明的受益者和传承者。但不可否认的是，宋景辉又是作者结构这篇小说的一个“工具”，是贯穿《英哥四幕》始终的一条线——“这条线”被作者刘庆邦赋予了强大的生命力，就像一根蔓延疯长的瓜蔓一样，结出了一连串的硕果，婶子、娘、杨文娥、宋阳等次要人物因此栩栩如生。而作者刘庆邦之所以能让“这条线”生机勃勃，之所以三言两语就能让一个次要人物“活起来”，则不能不归功于他对角色定位的精准把握和生活细节的娴熟应用。现在，就让我们看看享有“当代短篇小说之王”美誉的河南籍作家刘庆邦是怎样让这根“瓜蔓”生机勃勃并且“硕果累累”的。 随着小说主人公宋景辉率先登场亮相的次要人物不是曲剧人物秦香莲，也不是宋景辉先声夺人的“娘”，而是宋楼村戏台上秦香莲的扮演者“婶子”：“这不算让你学戏，只是让你临时救救场……你要是演得好，哪天婶子给你买一块儿糖吃。”、“秦香莲使劲攥了一下他的手”……有趣的是，都到了“救救场”的份儿上了，还说“这不算让你学戏”，这是堂而皇之的善意谎言，而紧接着一句“演得好……买糖吃”则强调了这是“哄”而非“骗”。但不可忽视的是，正是这一哄、一攥，两个小细节，就把一个循循善诱、随机应变、有责任感的农村戏剧女演员写活了。 其次是宋景辉的“娘”。在小说“第二幕”中，作者巧妙地设置了两个情节：写信和读信。通过这两个情节的转换，一方面完成了对小说中“第一场婚姻保卫战”的叙述，另一方面则完成了“娘”这一次要人物形象的塑造。当然，真正让宋景辉的“娘”真实可信、栩栩如生、有血有肉、呼之欲出的不是这两个情节，而是隐匿在情节推进中的三个小细节：“他说娘腌了一坛子咸鸭蛋，妹妹想吃一个，娘不让吃，说等爹过年回来时再开坛子。”——这个通过宋景辉练习写信间接表述的生活细节把“娘”对丈夫朴实的爱表现得淋漓尽致；“娘吸了一下鼻子，勾起指头把眼泪擦了擦。”——这个细节把一个爱美的农村妇女写活了；“娘脸上红了一下说：再念一遍也不多呀，念吧，念慢点儿。”——“娘”的羞涩、欣喜和对美好婚姻生活的憧憬和向往因此跃然纸上。值得一提的是，信，这个农耕文明时期重要的通信联络方式在“娘”的婚姻保卫战中卓著的影响力：儿子代书的一封信轻轻松松就化解了父母的一场婚姻危机，这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是真实可信的——彼时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和婚姻中人的责任感使然。 第三个闪亮登场的次要人物是小说主人公宋景辉的发妻杨文娥。杨文娥同时又是一个过场式的次要人物。但即使这样，作者刘庆邦依然把杨文娥写得活色生香。“杨文娥眼睛亮亮的，脸上红红的，一直在嘻嘻笑。”——“杨文娥……一直在嘻嘻笑”是一个细节，这个细节除了告诉读者杨文娥是一个爱笑的女子，同时，它还暗示着杨文娥对她和宋景辉婚事的乐观态度；“杨文娥撒娇撒了一床，说不嘛，人家就喜欢叫你英哥嘛，英哥，英哥，我的亲不溜溜的亲哥哥。”——杨文娥撒娇、发嗲让我们明白了一点：杨文娥不但是一个爱笑、乐观的女子，还是一个知道讨好自己丈夫的聪明女子；“家里人收到信，杨文娥倒没有带着孩子到厂里来，匆匆赶来的是宋景辉的爹宋国成。”——严格讲，这不是细节描写，而是一句张力十足的叙述性语言，但它却隐匿着一个非常精彩的生活细节：杨文娥收到宋景辉提出离婚的书信后尽管痛心但却并未唐突行事，而是让公婆看了书信，然后经过协商或权衡利弊后决定自己不出面，让公爹——宋景辉的的父亲宋国成去劝说儿子回心转意。由此，一个懂得避其锋芒、免除尴尬、为自己和丈夫日后继续共同生活留下缓和余地的聪慧女子形象浮现在读者面前，而宋国成的游说乃至于现身说法最终也收到了杨文娥预期的效果。 第四个出场的次要人物是小说主人公宋景辉的婚外恋对象——职场女性张景辉。除了叙述性文字和对话，“第三幕”中，真正彰显张景辉个性和思想的只有一句话：“随着二人的关系不断加深，张景辉感叹：怪不得咱俩的名字是一样的，原来咱俩是一个人啊！”这个细节除了让读者感受到张景辉的所思所想之外，它还告诉我们：张景辉和宋景辉一样，是一个具有自恋倾向的职场年轻女性。而作者刻意让张景辉和宋景辉同名，则不能说没有隐喻、暗示的意图：到了关键时刻，人还是要守住自我、战胜自我，不能放纵。也就是说，张景辉这一叹，是和此后宋国成游说的话语遥相呼应的。 《英哥四幕》中，“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次要人物不是生死恋中红颜薄命的川妹子杨玉环，而是小说主人公宋景辉的爹——军转工人宋国成。基本可以这样说，小说上半部分（第一幕和第二幕）尽管以叙写宋景辉父母的婚姻危机为主线，但作为这场婚姻危机的当事人和肇事者，宋国成始终处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隐身状态，直至婚姻危机最终解除、小说第二部分结束，他也没有正式亮相。而作者刘庆邦，对这个次要人物更是不惜动用了伏笔（爹所在的工厂离宋楼远着呢，爹回来一趟不是那么容易）、暗示（过年时爹又没回来）、虚写（不要看了一两个戏就当真……自寻烦恼）等手法，由此可见这个次要人物的重要性。那么，宋国成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呢？为什么直到小说“第三幕”临近结束时，作者才让宋国成闪亮登场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宋国成既是“第一场婚姻保卫战”中的叛逆者，又是第二场婚姻危机当事人宋景辉的爹、杨文娥的公爹，是父辈，是农耕文明时期的典型代表，所以他有义务、有责任担当“第二场婚姻保卫战”中的劝导者。而作者之所以直到小说“第三幕”临近结束才让宋国成正式亮相，则有三个原因：一是完美塑造杨文娥这一人物形象的需要；二是小说主人公宋景辉到了人生转折点的关键时刻，只有他这个当爹的现身说法才不至于让儿子关键时刻掉链子；三是为了强化传统文化对农耕时期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和震慑力（戏是扎翅膀的，一扎上翅膀到处飞，影响就大了），为小说“第四幕”中宋景辉劝导儿子劳而无功做铺垫和对比。有意思的是，宋国成老将出马后，尽管动用了“陈世美”这个在他心目中颇具震慑力的代名词，但却并不能吓退儿子另结新欢的想法，也无法说服已经超过自己当了生产科副科长、知识面更加广泛、更加能说会道的儿子，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宋国成只能拉下老脸现身说法，并且打出了“亲情牌”：“说到这里，爹叹了一口气”——这一叹是个不易察觉的生活小细节，它让读者明白了，若非事关重大，若非万不得已，宋国成是不愿拉下老脸对已经做了父亲的儿子说起自己当年的糗事、荒唐事、风流事的。 第六个亮相的次要人物是宋景辉的儿子宋阳。前面说过，宋阳是一个仅次于小说主人公宋景辉的“二号人物”。也因为如此，作者动用了整个“第四幕”、逾三千字、占这篇小说四分之一强的篇幅来工笔刻画宋阳——宋阳谐音颂扬，作家刘庆邦给宋国成的孙子、宋景辉的儿子取名宋阳，谁又能说没有颂扬传统美德、弘扬传统文化的寓意呢？但事与愿违，宋阳对传统戏剧、传统文化不感冒，对人民币和奢华生活比较感兴趣。 作者一本正经地写了宋阳的“两头”：“他穿来的有裤衩，本来不想换，可儿子说，换上吧，这是意大利进口的，名牌，穿上舒服。他穿上才知道，光这一条裤衩就二百多块……宋景辉正要跟服务生讲理，儿子说算了，穿着吧，钱是为人服务的”——裤头是什么？古语说裤头是遮羞布。什么是“羞”？毫无疑问，被裤头遮盖的“羞”是生殖器、阴毛和肛门，是私密的欲望，是男人的“小头”，而一个对裤头舒服程度如此关注、如此豪爽的男人，可想而知他对生殖器快感的重视程度；“他给小黄另买了一套房子，小黄成了他的外室。他以工作忙和出差为由，时常秘密到小黄那里去住”——这里延伸的是宋阳对“小头”的放纵，其纵欲的行径已经到了无视婚姻法的可怕地步；“那你总该知道陈世美吧？这个名字好像听说过，是哪庄的？做什么生意的？”——这是一个堪称经典的细节，这个细节彰显了宋阳“大头”中知识的匮乏：一个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戏剧人物，“钱多得像孙猴子身上的猴毛一样”的宋阳竟然对它毫无印象，那么，宋阳脑子中除了金钱和欲望还有什么？“宋景辉旁边的座位一直空着”——读到这里，读者豁然贯通：原来宋阳“大头”中只有金钱、欲望、自我和自私，没有老爹、老婆的死活，没有责任和担当。而这，恰恰是作者只写宋阳“两头”不写宋阳心思的深层原因：宋国成的孙子、宋景辉的儿子宋阳是一个没有心肝的空心人。 至此，一个总爱拿钱说事儿、信奉“只要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脑子里只有金钱和欲望、无知者无畏的暴发户形象横空出世。 除了正式亮相的这几个次要人物，再就是虚写或隐性描写的几个没有正式登场的次要人物，譬如张景辉的爸爸、小黄、曹平。对于此类次要人物的角色定位，在这篇小说中，刘庆邦同样彰显了一位短篇小说大师的非凡功力——或者一语点睛，或者一笔成像，或者借力叙事文字让次要人物在情节推进中逐步成形。先说张景辉的爸爸。在小说“第四幕”开篇，作者仅用五个字就写活了这个次要人物：“批评了女儿”——这五个字，把一个厂办主任写得真实可信，可谓一语点睛，而紧随其后的“把女儿调到另一个厂的宣传科”，则更是一石二鸟——即强化了厂办主任的理性和权力，又完善了张景辉作为职场女孩的形象。然后说小黄。“小黄不愿意流产，想为宋阳把孩子生下来”——这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它掩盖了宋阳为她购置房产、争取名分的事实，但她的目的显然不是单纯地把孩子生下来，也不是当“小三”或者做“二奶”，而是抱着“筹码（孩子）”上位——取代发妻曹平成为宋阳背后的厂长夫人。由此可见，这是一句张力十足的细节性叙述语言，一句话、十七个字，就把一个绿茶婊从城府深处揪了出来，可谓一笔成像。最后说曹平。作者写曹平同样惜墨如金：“老婆一听就炸了锅，嚷着要喝药，要上吊，要跳楼，坚决不同意和宋阳离婚”——“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曹平相比不战而胜的杨文娥（曹平的婆婆）是不是笨得要死？这样笨的一个女人根本无法抵御心机婊助理小黄的入侵，若能打赢小说中“第三场婚姻保卫战”只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喜新厌旧的宋阳突然阳痿了；“曹平倒没有为难小黄，只跟宋阳讲价钱，要宋阳拿钱来，十八万。要是宋阳不乖乖拿钱，她就把宋阳告到法院，告宋阳偷偷娶小老婆，犯了重婚罪。”——“重婚罪”成了曹平索要“十八万”的筹码，孩子成了助理小黄上位的筹码，商品时代等价交换的原则在文化传承断代的背景下被扭曲，被机械地嫁接到婚姻感情领域，这一代年轻人在行为方式、物质生活、精神追求、文化娱乐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也因此一一浮出水面。
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说“一号人物”宋景辉。大致可以这样说，《英哥四幕》除了一个张景辉，另外还有四个宋景辉：小说“第一幕”中的童年宋景辉，“第二幕”中的少年宋景辉，“第三幕”中的青年宋景辉，“第四幕”中的老年宋景辉。 先说童年宋景辉。小说“第一幕”引用的曲剧片段是“寻夫”。为什么“寻夫”，因为丈夫陈世美进京赶考后一去不复返。这个片段对应小说叙事文字中的伏笔“爹回来一趟不是那么容易”和“过年时爹又没回来”。但作者显然不仅仅满足于在这里为宋景辉的父亲日后感情生变埋下伏笔，而是不惜动用小说“第一幕”百分之九十的篇幅叙写民族戏剧文化、传统道德观对童年宋景辉的影响，其用意不言自明：宋景辉意识形态的“根”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宋楼村的戏台上。而这，恰恰是这篇小说的基石。也就是说，作者只有夯实了宋景辉世界观形成的基础，才能让宋景辉这条线像一根瓜蔓一样茁壮成长。也因为如此，作者不厌其烦地叙写了宋景辉看戏、学戏、演戏的全过程。也是在这个过程中，童年宋景辉的世界观得以逐步成形。“他不想惹娘生气。”、“他赶紧塌下眼皮，不敢再往台下看。”、“把秦香莲喊妈时，不知为何，他想起了自己的娘，眼里突然涌满了泪水，说话的声音也带了哭腔。”、“宋景辉一听这个男同学骂他爹是陈世美，顿时就恼了，指着他的同学对骂”——这几句叙述语言，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懂事、害羞、感情丰富、爱憎分明的童年宋景辉。 再说少年宋景辉。小说“第二幕”引用的曲剧片段是“认夫”：秦香莲领着英哥、冬妹进宫见到了陈世美，然而，瞒天过海做了驸马爷的陈世美非但不认她们母子三人，而且大打出手，这让英哥异常困惑、伤心。这个片段对应小说中“第一场婚姻保卫战”的大结局：“爹表示，他今年一定会回家过年。”截然不同的是，少年宋景辉代写的家书和家书中母亲有关陈世美的言辞让父亲猛醒继而悬崖烈马，没有辜负妻儿的期望。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章节中，作者采用了虚写的笔法，通过写信、回信，不动声色地从侧面叙写了宋景辉父母婚姻危机的起始、演变、解除，而正面描写和叙述，则重在刻画少年宋景辉和娘这个次要人物。“信的最后，他希望爹今年一定要回家过年。他还希望，有机会能到爹的工厂看一看。”、“听了娘的话，他把他们家的情况和秦香莲家的情况对比了一下，心里不由得沉重起来。”、“小辉皱着眉头，还是把娘的话写上了。”、“这个我不写！这一次小辉态度很坚决。”、“小辉说，老师说过，不要看别人的信。”——这些叙述语言、心理描写、细节描写、对话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期望、有想法、有忧虑、有隐忍、有个性但循规蹈矩的中学男孩，他是童年宋景辉的再成长，是拥有了一定的知识、认知的少年宋景辉。 然后说青年宋景辉。小说“第三幕”引用的曲剧片段是“杀庙”。“杀庙”讲述的是陈世美家将韩琪舍生取义的故事——这个故事对应“第三幕”叙事文字中宋国成游说宋景辉的话语：“你怎么能忍心伤害自己的儿子呢！”在这个章节中，作者依次叙写了宋景辉青年时期发生的五件大事：高中毕业顶替父亲参加工作，经人介绍和杨文娥结婚，提升副科长，和同事张景辉发生婚外情，向杨文娥提出离婚，以及宋国成规劝儿子宋景辉……最终，宋景辉和张景辉的恋情因双方父辈的介入而不了了之。“穿了一身工人制服的宋景辉架子有些端”——这个细节写出了青工宋景辉在村姑杨文娥面前的优越感；“男景辉的脸不由得红了一下，连眼皮都红了。”——这个细节表现了宋景辉对职场美女张景辉的心动；“宋景辉犹豫再三，冲突再四，还是把离婚的意思委婉地向杨文娥提了出来。”——这个细节把青年宋景辉既想“娶皇姑”又不想背负骂名和处分的矛盾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以至于父亲宋国成“拿陈世美说事儿”时，宋景辉只能报以冷笑、王顾左右而言他。同时，这句话还告诉我们，宋景辉要和杨文娥离婚的态度并不坚决，稍有外力施压，就有可能放弃想法。由此可见，童年时的积淀和少年时的经历对青年宋景辉的情感、婚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最后说老年宋景辉。小说“第四幕”引用的曲剧片段是“铡美”。为什么“铡美”？因为陈世美有违宋朝一夫一妻多妾制，犯了重婚罪和欺君之罪。这个故事对应小说中宋阳金屋藏娇、未婚生女的操蛋事；这个曲剧片段中“秦香莲怒退三百两纹银”对应小说中“曹平索要十八万维稳费”。在这个章节中，作者浓墨重彩地叙写了宋阳发达后的骄奢淫逸、无知无畏和胆大妄为，以及宋景辉游说无果后的失落、焦虑和忧伤，同时，它还点到了传统戏剧文化的短板——慢节奏：“一句啊啊半天，还不知道啊的是什么。”在这个章节中，作者为我们刻画了一个崇尚传统美德、推崇传统文化、遵从传统价值观的老者形象：“那次享受，又是汗蒸……让演过英哥的宋景辉觉得很不享受……裤衩子穿在里边又看不见，要这么贵的裤衩子干什么……从爹和他两代人所经历的事情看，《秦香莲》这部戏像是一个法宝，一使用这个法宝，就可以收到不错的效果。”这个老年宋景辉源自童年时的文化积淀、少年时的生活经历、青年时的感情波动：“担心儿子会在男女关系方面出问题……谁能保证他不去买一个皇姑一样的女人呢，谁能保证他不重蹈陈世美的覆辙呢！”他的尽责、尽心和种种努力让我们感慨、动容：“不管什么法宝再好，儿子不了解法宝的性质，恐怕很难派上用场……宋景辉不甘心儿子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还在想办法把儿子往回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反面戏剧人物“陈世美”的震慑作用对宋阳失效后，宋景辉为什么还如此执着？答案有两个：一是喜新厌旧、忘恩负义的陈世美最终被包拯铡了，蓄养外室的宋阳日后同样难以逃脱法律的制裁，这是宋景辉的忧虑所在；二是宋景辉坚信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不相信民族文化这个法宝就此失效，还想通过自己的坚持让儿子受到启发并回归正常的情感、家庭、婚姻生活，而这，也是宋景辉被儿子“放鸽子”后“鼻子酸得厉害”的另一个深层次原因——宋景辉这时候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属于自己的时代业已成为过去，也就是说，老年宋景辉是在为农耕文明的消亡而痛心，而悲伤。
从上述文字我们可以看到细节描写对构造小说人物的重要性——细节让人物鲜活，人物让故事精彩，故事让文本升华。这才有了小说文本的架构和艺术性，也才有了小说作家的价值取向和思想维度、深度。从写作层面上讲，一个短篇，截取一个或几个生活片段，叙写三两个人物，最易，人物太多则属大忌。像《英哥四幕》这样，时间跨度几十年，三代人的情感纠葛和婚姻危机，十多个相关人物，要做到“人多不乱”已属难事，要做到每个人物各有千秋，就更不容易了。而不容易的事，作者却写得环环相扣、有条不紊、精彩纷呈，这就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了。以故，尽管小说中老年宋国成和老年宋景辉稍有雷同，但因为他们父子均属上个世纪农耕文明时期的守旧人物，所以瑕不掩瑜。 解构到这里，《英哥四幕》的价值取向开始逐步清晰、明朗：作家刘庆邦通过这篇小说所要表述的不单单是一个个体“喜新厌旧”的问题，而是一个群体“喜新厌旧”的问题——换个角度看问题会更有意思：宋国成、宋景辉、宋阳这一家三代男人之所以会集体“喜新厌旧”，除了两地分居等客观因素外，和他们衣食无忧的工人、干部、私企老板身份是否密切相关？答案是肯定的。这样，就牵出了一个成语“饱暖思淫欲”，就触及了这个群体目前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价值观，道德观，文化传承等。这不是一个个体或者一个小集体“喜新厌旧”的小问题，而是事关一个国家从贫穷到富裕、从农耕文明到商品时代所必须面对的大问题：当温饱问题彻底解决之后，为什么婚姻、家庭、情感和责任担当反倒成了大问题？这是文化传承的断代、缺失还是集体无意识道德沦丧？这是不是小说主人公宋景辉或者说英哥“想到小时候的自己，鼻子酸得厉害”的深层原因？ 那么，文化传承是什么？简单说，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称，文化传承就是指这两种财富在上下两代人之间的传递和承接过程。同时，它还是人生修为的一种。而文化传承的缺失和断代，则意味着这一代人精神追求的虚无。 客观而言，商品时代社会生活的快节奏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八卦娱乐、微博微信等快餐文化。而在上世纪或者说农耕时代，“且听下回分解”式的评书、戏剧等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则和近乎田园式的慢生活相得益彰。由此可见，戏剧文化因为其自身“慢”的特征，在商品时代被市场边缘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日渐式微，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商品时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快和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慢就是一对必然的矛盾体，也就是说，再快的生活节奏也总有慢下来的时候，不然它将成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快，而现在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生活节奏慢下来的时候，让慢节奏的传统文化不再缺位。 如果说农耕文化、农耕文明的解体、消亡不可逆转，那么，属于商品时代的物质文明究竟距离我们的生活还有多远？换句话说，从农耕文明到物质文明，传统文化、文化传承是不是不可或缺的推动力之一种？ 最后，不能不说的是，《英哥四幕》是刘庆邦为数不多的一篇直面农耕文明消亡的短篇小说。在此之前，他用他神奇的笔触，为我们细致刻画、再现、升华了一个个已经逝去或正在逝去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场景，《鞋》《信》《响器》《梅妞放羊》，莫不如此。有时读着刘庆邦的短篇，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刘庆邦在干什么？仔细回味，才蓦然发现，刘庆邦在用属于他的文字留住一个时代（农耕时代）中堪称美好的记忆。从这一点上说，不仅仅是《英哥四幕》的主人公宋景辉在为农耕文明的消亡而悲伤，我们的“当代短篇小说之王”刘庆邦同样也在为文化传承的缺失和断代而唏嘘感叹。 从农耕文明到商品时代，如果没有传统文化、文化传承的正能量，那么，人类的情感和婚姻，甚至人本身，就只能沦落为等价交换的商品。没有人会愿意让自己像奴隶一样被卖来卖去，如此，将文化传承进行到底。
（短篇小说《英哥四幕》，作者刘庆邦，原载《上海文学》2017年第9期，《小说月报》2017年第11期转载）
一和居 二〇一八年九月六日一稿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定稿 二〇一九年第二期《南腔北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