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和
十多年前，作家邵丽曾在驻马店市汝南县挂职，任县委常委、副县长，为期两年。挂职结束后，经过三四年的沉淀，邵丽创作了反响巨大的“挂职系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及自己的挂职经历，邵丽说：“这次下去挂职，给我提供了一个极大的契机，让我看到了文学的本质，那就是要面对现实，面对生活。我重视那种带有泥土气息的原汁原味原生态的语言，当你深入基层，与普通民众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感受到他们的智慧、幽默。在中国，几千年来，苦难都是靠这种智慧和幽默消解的。它无所谓高级或者低级，也无所谓对与错，我们要正视它、重视它，这是我们的文化之根。” 诚如邵丽所言，“挂职对我的创作是一种颠覆性的改变”，而随着《挂职笔记》《村北的王庭柱》《老革命周春江》《刘万福案件》《第四十圈》等一批打着挂职烙印的小说相继在《人民文学》等大刊发表和被转载，我们发现，作家邵丽的小说创作再度呈现井喷势头，她的写作风格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此前那个唯美、浪漫的美女作家突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具深度、广度，更具民间烟火气、更接地气的小说家邵丽。 并且，继《明惠的圣诞》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我的生活质量》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之后，邵丽的“挂职系列”多次为她摘得殊荣：《挂职笔记》获《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年度短篇小说奖、《刘万福案件》获《小说月报》第十五届百花奖、《城外的小秋》获十月文学奖、《第四十圈》获《人民文学》年度中篇小说奖和《小说月报》第十六届百花奖……不过，在我看来，这几部获奖小说中，最值得品味、最难读、最耐读的，不是几个中篇，而是“挂职系列”开篇之作——短篇小说《挂职笔记》。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挂职笔记》这篇小说，初读不明就里，再读恍然大悟，熟读精彩毕现、意犹未尽。现在就让我们细致梳理、解读一下这部万余言的短篇小说，看看是不是这样——或许，时隔八年之后我们再来解读《挂职笔记》有点瞠乎其后，但正所谓“酒越陈越香”，经过时间的荡涤，才愈见其文本的精致和深邃。 古人作文讲究“凤头、猪肚、豹尾”。是说文章开篇要奇句夺目，引人入胜，如同凤头一样俊美异常；主体要言之有物，有气度，如同猪肚一样充实、丰盈；结尾要结出深意，宕开警策，如同豹尾一样遒劲洒脱、余韵无穷。因为这篇小说采用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笔记体形式，所以，我们不妨懒省事一点，权且就用“凤头、猪肚、豹尾”这一准则，来衡量《挂职笔记》的体量和外延。
在解读这篇小说之前，我们必须搞明白一个问题：小说中的“我”是谁？应该说，这是一个无须赘言、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因为小说名为《挂职笔记》，又因为作者的挂职经历和小说中“我”的三重身份（叙事者、小说家、挂职副县长）高度吻合，所以，一定程度上带给了一大批走马观花式的读者、论者一种错误的认知，误以为小说中的“我”就是作家邵丽本人，这就大错特错了——就小说文本而言，当作者把“我”写进小说之后，无论“我”身上是否有作者本人的影子或作者的个人经历、个人经验，“我”就只能是一个小说人物，和作者本人再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也就是说，这篇小说中的“我”并非作者本人，而是一个有关紧要的小说人物、叙事者，是一个作者虚构的、具有三重身份的高级女性知识分子，而所谓的笔记，则是这位赵姓小说家、赵姓挂职副县长择其重点呈现给读者的文字。 这篇小说共分五个章节：诸公解梦，将来谁会喊爷，关于刘县长，还有个老三，为了告别的聚会。小说采用白描式的手法和相互独立又前后勾连的切片式结构，没有明显的情节主线，先后塑造了县府大院里不同类型、不同部门、不同职务的几个“小人物”。 首先说“凤头”。毋庸置疑，“诸公解梦”是这篇小说的“凤头”，而“为了告别的聚会”则是这篇小说的“豹尾”。当然，首次阅读，在没有将“凤头、猪肚、豹尾”融为一体审视、考量的情况下，你会把它看作一个“虎头”——因为这个“凤头”实在太大了，大到了独立成章的地步，并且，如若没有一个与之对应的“豹尾”，则难免有虎头蛇尾之嫌。 小说第一章甫一开始，“我”的身份特征便跃然纸上：“我”大谈特谈底层生存哲学，从讨生活的“讨要、讨好、讨打、讨饶”谈到爱拼才会赢的“拼赢、拼凑、拼命、拼嘴”，又从小说家的讨生活，谈到已故著名学者、作家王小波有关体验生活的奇谈怪论，谈到“我”作为一个小说家被派往一个大县挂职副县长体验生活时的纠结……在这三个自然段中，我们必须注意两句话： “但我不喜欢这样，认为它不是智慧，充其量是聪明，而且是小聪明。” “我常常融不进这种‘生活’之中，但又觉得忽然之间失去了自己的生活。” 这是两句夹杂在议论性文字当中的叙述性语言。第一句话凸显了“我”作为一个小说家高高在上、俯瞰众生的立场。第二句话既道出了“我”的“纠结”所在，又彰显了“我”作为一个局外人的尴尬状态。这两句话让我们思考三个问题：“我”为什么不认可这种底层生存哲学？“我”为什么融不进这种生活，但又觉得忽然之间失去了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生活究竟又是什么样的生活？要回答这三个问题，就必须弄懂一个职业：何谓小说家？辞海给出的解释是，九流十家之一，称善于写小说的作家。百度汉语给出的解释是，小说的创作者。百度百科给出的解释是，诸子百家的其中一家，谓小说的创作者，并以此为生的文学工作者，也喻从事小说创作有相当成就者。由此可见，“我”是一个写有所成、堪称小说家的作家，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是一个文人，“我”的专职工作是写小说，而非当官——这是“我”挂职副县长体验生活时心情非常纠结的深层原因所在。而“我”之所以不认可这种阿Q式的生存哲学，则同样源于“我”的身份特征——文人“不为五斗米折腰”式的清高让“我”对这种底层生存哲学不屑一顾，将其视之为“小聪明”。 然后话题一转，“我”开始叙说“我”的两个梦境以及党外副县长和副书记周春江对这两个梦境如出一辙的诠释。 “我梦见自己上颚的两个门牙忽然脱落了，但是那天有一个教育系统的表彰大会需要我去讲话，情急之下，我找了一根筷子，截了两节填在门牙的空洞里。”党外副县长对这个梦境的诠释比较含蓄：“今天你给父母打个电话吧，一定啊。” “无独有偶，还有一次我梦见房子漏雨了。我在头上支了一把伞，在脚部用凳子放了一个盆子接雨。不知怎么的，盆子倒了，我一下子被泡在雨水里。”副书记周春江对这个梦境的诠释比较直接：“你有意外之财了。” 之后，因为党外副县长和副书记周春江精准的解梦，又引发了“我”的感慨。 “中国的这种文化像土地、空气和水一样，任谁都是无法抗拒的，从你进入生活开始，它就进入你的身体，并不需要念兹在兹。即使你被摆在生活之外，那种强大的文化气场，也会紧紧地把你吸附在上面，一直到死你都摆脱不了。” 这种感慨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回看这一章的小标题，一看，乐了，哈哈，原来玄机藏在这里！“诸公解梦”和“周公解梦”尽管只有一字之差，但寓意全然不同，前者剑指党外副县长、副书记周春江对“我”的梦境如出一辙的诠释，后者无疑是民间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周公解梦》是后人借周公旦之名而作，流传在民间的解梦之书。在“周公解梦”之中，梦见掉牙齿是不祥之兆，象征着人际关系出了问题；梦见房子漏雨则表示梦者将出现财运转机，如果漏雨梦者用容器接住漏雨之水，则说明能守住财富。而党外副县长、副书记周春江这两个不同信仰的官场中人不约而同使用“周公解梦”的方法来诠释“我”的梦境，则暗示着民间文化对官场文化的渗透和互为融合。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我”开始叙述第二个梦境时率先使用了“无独有偶”这个成语。这是一个贬义词，同时又是一个独属于“我”的个性化语词，意思是虽然罕见，但不只一个，还有一个可以成对儿。这个贬义词出现在“我”的叙述中，说明什么问题呢？毫无疑问，它说明“我”作为一个小说家，对这种互为渗透、互为融合的民间文化或者官场文化的抵触和不得不面对。至此，知识分子文化和官场文化的碰撞悄然发生，知识分子文化和官场文化的互为镜像跃然纸上，官场文化的强大和知识分子文化的格涩一目了然。 更加微妙的是，因为“我”的三重身份，因为“我”不单单是一个小说家，而且还是一个大县的挂职副县长，所以，当我们读到“我是确确实实被挂在生活之外了”这句话时，不禁会想，作为一个副县长，“我”之所以融不进这种“生活”，除了“我”自身的原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客观因素？这两种文化之间的碰撞和互为镜像是不是仍将继续？答案是肯定的。这些问题我们留到“豹尾”——也就是最后一章“为了告别的聚会”中再说。 接下来，我们简单说一下作者在“诸公解梦”这一章中的布局和匠心。 这一章选择了夹叙夹议的结构方法，总计不足一千五百字的篇幅，议论性文字就占了将近一半。这种边议边叙的布局方式的不利之处在于冗长的议论会构成阅读障碍，对故事型的读者缺乏诱引，有利之处在于书写灵活多变，可以起到总起、提示、过度和总结的作用，能直接揭示所写事件的意义，便于“我”充分地抒发感情，自由发挥或借题发挥，从而达到引起读者共鸣的目的。 “作为一个小说家，当我被派往一个百多万人的大县挂职副县长体验生活时，心情是非常纠结的。”“我”对讨生活、体验生活大发感慨之后，这样开始了小说叙事。这让我想起了《红楼梦》第一回中的“甄士隐”和“贾雨村”。在《红楼梦》第一回中，作者曹雪芹直言不讳，说这是真事儿，但为了写小说方便，所以我曹某特别将“真事隐去，假语存焉”，让读者误以为《红楼梦》这本书并非虚构，实有其人其事，其实呢，说透了还是假的，因为即使真人真事，一旦写入小说，就只能算是虚构的艺术，而非历史。而作家邵丽呢，在《挂职笔记》第一章中，则反其道而行之，非但直接将自己曾经挂职锻炼的事实写入小说，而且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方法，等于特别强调了这就是真人真事，是我邵丽挂职副县长期间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是我挂职期间所做的笔记——这在一定程度上刻意强调了“我”作为一个“挂职副县长”的“真”，弱化了“我”作为一个小说人物的“假”，这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写作方法，看似更直接、更写实，仿佛作者就在直抒胸臆、现身说法自己挂职体验生活时的感受一样，但其实不，实质上，这样一来，作者在小说中反倒隐藏得更深——完全隐蔽在了第一人称“我”的背后。这意味着，在这一章中，“我”的诸多观点、诸多感受，并不一定就是作者本人的观点和感受，而是“我”——赵姓小说家、赵姓挂职副县长的亲身感悟。但不管怎么说吧，不论是《红楼梦》第一回，也不论是《挂职笔记》第一章，都达到了误导读者、诱引读者的目的，这就好，这是小说开篇技巧的异曲同工。
再说“猪肚”。这篇小说的“猪肚”之大，说它装进了一个县政府大院并不为过。简单说，它“孕育”了三个活生生的“小人物”，囊括了三大章节。 第一个“小人物”是“我”的前任祁副县长。祁副县长大名祁福旺，早年跟着公社书记当通讯员，为了讨好公社书记，大冬天跳进齐腰深的冰碴子里捞猎物，“鸡巴都冻得摸不着了”。后来当乡长，“为了练习讲话，天天站在自家屋子后面的高粱地里对着一坡高粱秆子训话”，以至于误了收成。“第一次在全乡大会上讲话”，激动、紧张得把红秋衣都穿在了身子外面，丢丑丢大发了，闹了天大的笑话，却收获了热烈的掌声。再后来当主管文教卫生和计划生育的副县长，为了拼政绩，把自己目不识丁的老娘都赌上了。但就是这样一位隐忍不发、勤于学习、不拘小节、敢想敢说敢干、看似粗枝大叶实则心细如发的副县长，最终却在“当爷还是当孙子”这个问题上迷失了方向，以至于“被晾起来了”，这是谁的错？ 在“将来谁会喊爷”这一章中，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有关祁副县长的对话。譬如他回味当年跟着公社书记当通讯员的经历，“那个冷啊，日他个妈，鸡巴都冻得摸不着了！”这句话，若是没有冬天跳进水里的经历的男性，是绝对说不出来的。再譬如他在全县计划生育工作大会上的讲话，“同志们，如果上面不要求抓计划生育，我要是装孬非抓不可，你们日俺妈；如果上面逼着让我抓，你们不听我的下死劲抓，我日你们妈！”这话够狠，够下作，够无耻，把自己母亲和下属们的母亲都赌上了，一个注重自己尊严、自身形象的高层干部是不会这样讲话的，但也正是这样一句粗俗到肮脏的对话，把一个敢说敢拼的县级基层干部刻画到了入木三分的高度。再譬如他和市委组织部长的对话，“老班长，你也别发毬火儿，你给我说说，副县长会喊我个爷吗？”这句对话妙就妙在、真就真在一个“毬”字、一个“爷”字，对于副县长而言，市委组织部长绝对是能够决定自己官运的大官，试想一下，如果祁福旺没有和市委组织部长搭班子工作过并且私交不错，他敢对高高在上的市委组织部长说这个“毬”字吗？至于“爷”字，我们依然留到最后一章再说。 从上面对话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祁副县长的日常语言中，日、鸡巴、毬等有关生殖器的词语是常用字，这符合祁福旺农村出身、基层官员的身份特征。也就是说，这些对话和祁副县长基层官员的身份相辅相成，是个性化的小说人物语言。 写过小说的人都知道，小说中的对话最好写，也最难写。而之所以难写，是因为你要想让小说中的人物开口说话，他或者她说出的话语必须符合他或者她的身份、性格、思维、习惯以及修为，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写砸，就有可能把对话写成废话。中外作家中，写人物对话最厉害的有两个，一是鲁迅，二是海明威，他们的小说人物对话都很精彩、精准。邵丽这篇小说中的这些对话是原汁原味的、粗俗的、真实的河南民间土语、方言，是独属于这篇小说人物，独属于中原汉子的语言，但正所谓大俗即大雅，它反倒栩栩如生地再现了一个或几个男性基层干部的形象。 其次是“我”有关官场生态的陈述。“中国人只要一当官，首先没有了长相，他们有个统一的官相。其次就是没有名字了，一来是别人不敢喊他的名字，二来是他也不乐意别人直呼其名。所以就祁副县长而言，在下级面前他是祁县长，在同级面前他是老祁，在上级面前他还是小祁。”由此可见，祁副县长在下级面前是“祁县长”——是个大人物，在上级面前则是“小祁”——是个实实在在的小人物。 第二个“小人物”是县政府资深司机刘三召。第三章的小标题是“关于刘县长”，因为刘县长三个字没有加引号，猛一看，还以为写的是正经八百的县政府一把手呢，可是读了第一句，就喷饭了，原来刘县长是个司机！“关于刘县长”这一章，可以说是这篇小说中最精彩的部分，是中场发动机，是冷幽默的典范。为便于解读，我们原文照录这一章的第一段。 “刘县长是大家对司机刘三召的称谓。刘三召这个人其貌不扬，初次见他，任谁都不会想到他是县政府的资深司机。他先后跟过六任县长开车，而且跟的都是县政府的一把手，不是副县长。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并不多见，甚至根本找不到，因为哪位县长到任，首先换的就是秘书和司机，这是一条显规则。而刘三召能够一直留下来，肯定有他的过人之处。” 从上面这一小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三章甫一开始，“我”就以直白的方式告诉了我们刘县长的真实身份。这样一写，就等于哗一声抛给了读者一个大问题：司机刘三召为什么被大家称为刘县长？紧接着，“我”又抛给了读者第二个、第三个问题：跟过六任县政府一把手、屡屡打破官场显规则的牛掰司机刘三召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是驾驶技术过硬还是有背景？县长到任首先更换秘书和司机“是一条显规则”，那么，与显规则相对应的官场潜规则又是什么？这样一来，读者的胃口就被吊起来了。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 接下来，“我”看似非常随便地叙写了资深司机刘三召一箩筐的趣事：关于闩字的较真儿和装傻，开车上路拉下县长，对县长去向的一问三不知，拉着某县长的老婆孩子逛省城走错路，拉着县长回老家赶上雨天路滑车子翻下坡撞到树上，用水盆给屋子降温，老婆在环卫站扫大街，不愿当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甘当司机……读完这些趣事，我们知道了刘三召是一个开车目不斜视、不絮叨、嘴严、有大爷脾气的小车司机，还知道了官场潜规则就是“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他的“过人之处”不仅是谙熟官场潜规则，还在于关键时刻奋不顾身，日常生活安于清贫，不谋私利，忠于职守。 然而，紧接着，“我的司机”的一句话，就让刘三召的人设瞬间崩塌了。 “你看他是个司机，可是没他办不成的事。沾亲带故的，不都安排在机关上班了？他从农村老家拉出来多少人啊！” 读到这里，我们才算彻底明白过来，原来刘三召的安于清贫、不谋私利、忠于职守都是表面现象，都是假的，都是刻意做给大家看的表面文章！原来刘三召不愿当官甘当司机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原来刘三召之所以叫刘县长是因为刘三召“比县长都大”！原来开车走错路、开车开翻车的刘三召的“过人之处”不仅仅在于有自知之明，还在在于谙熟官场潜规则，并且表面功夫非常了得！ 在“开车走错路”这个桥段中，除了刘三召的一意孤行和大爷脾气让我们联想到官僚主义作风，另外还有两句对话特别扎眼。“县长老婆在大街上操着电话对县长大发雷霆，说你如果不换掉这个糊涂蛋，我跟你没完！县长说，这次你可成糊涂蛋啦，我就是换你，也不能换他啊。”看到这两句对话，我们不禁会问，县长为什么对刘三召如此忌惮，宁愿换老婆也不敢换司机？在这一章临近收官的时候，还是“我的司机”的一句话，揭开了谜团。“人家县长都能用他，就你用不了？这水平上你就比人家矮了吧？他刚跟县长开车的时候是个小司机，跟过三任县长以后，他就成了精了，比县长都大。”这句话道出了一个事实：本职工作一团糟的刘三召之所以“跟过六任县长开车”，之所以会成为官场禁忌，之所以“比县长都大”，是因为官本位思想、官僚主义作风在作怪——因为牵扯到自身形象、自身利益，所以没有一任县长敢撤换专职工作一团糟但谙熟官场潜规则并且会做表面文章的刘三召，以至于养虎为患——也就是说，奇葩的刘县长是官本位思想、官僚主义作风的产物。 此外，刘三召绰号叫刘县长还有更深层次的寓意，一方面，它暗指资深司机刘三召的潜在权势堪比县长，以至于真县长不敢贸然撤换假县长，另一方面，它剑指官本位思想、官僚主义作风对方方面面的影响力（甚至于打破官场显规则和权力格局），同时，它还对应着最后一章中真县长的基层出身、左右逢源。 然后我们说说第三章的小标题、刘三召的名字和别称。 第三章的小标题是“关于刘县长”，刘县长三个字没有加引号。读完第三章的内容，我们明白了这一章写的是一个名叫刘三召、绰号刘县长、别称老三的小车司机。也就是说，这篇小说第三章写的是县政府大院里一个真正的小角色、小人物，但因为这个小人物谙熟官场潜规则并且表面文章做得非常好，再加上官本位思想、官僚主义作风的添枝增叶，所以，他就成了刘县长，“就成了精了，比县长都大”，就成了一个必须加引号的小人物，也就是不加引号的大人物，尽管他本职工作一团糟——这是一针见血式的针砭时弊，也是讽喻。 刘三召为什么叫刘三召？读完这一章，掩卷小憩，忽然就联想到刘三召的谐音，又想到了刘三召工作时的状态。众所周知，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多数司机容易产生孤独感，喜欢一边开车一边和人闲聊。但刘三召不，刘三召开车一路无话、目不斜视、一问三不知，这是不是刚好对应官场潜规则中的“不该说的不说，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问”？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刘三召之所以叫刘三召，正因为他只有这过人的三招，别无所长？别小看这三招，俗话说，一招鲜吃遍天，更何况刘三召有这三招呢？这是第三章的冷幽默所在。 在“开车开翻车”这个桥段中，有一句叙述性的语言值得注意。“被撞得晕头转向的县长从后面一把拉住他说，老三，你不走我也不走。”这句话告诉我们，日常工作中，县长称呼刘三召为“老三”。那么，在县一级机关中，谁是老一、谁是老二呢？答案不言自明。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小说第四章——“还有个老三”。 第三个“小人物”是县政府小食堂的大师傅王三炳。王三炳并非在家排行第三，之所以叫王三炳，“是因为算命先生说他命中缺火”，取个炳字补火。这一补，坏菜了，过了，物极必反了，王三炳就成了一个肝火旺盛的王三炳，就成了一个需要泻火的王三炳，就成了一个需要调理的王三炳。这是闲话。但文中再次触及民间文化则并非闲话——算命先生离不开相术，相术和解梦术均属文化传承的范畴，其对官场文化的影响力同样不可小觑。 炳是光明、显著的意思。正像王三炳名字中的这个字一样，作为厨师，王三炳有显赫的家世——洪宪皇帝袁世凯爱喝他爷爷擀的清汤面条，他爹曾经是徐海东大将的伙夫。他自己也有一手祖传的好厨艺。但在做人方面，王三炳很失败。据说他有三大赖：第一是手赖，爱赌，却又赢起输不起；第二是毬赖，爱嫖，瞅个机会就跟下岗女工上床；第三是嘴赖，“多大的玩笑都能开，人家把他爹娘老子闺女媳妇都骂上，他也是哈哈一笑，从来不计较。” “我”这样叙写王三炳的嘴赖，“政府办公室的一帮子人去吊孝，几个司机给他开玩笑说，三儿啊，别哭那么凶了，你爹死了，还有我们老弟兄几个在，就当你爹用吧！他哭得更凶了，边哭边说，不哭不行啊！你们爹多，死个把不要紧，我就这一个爹，能不哭嘛！”因为毬赖，因为和下岗女工苟合被捉奸在床，王三炳曾经被县政府辞退过，但是，“辞退他之后，县政府的公款吃喝费用上升了百分之三百，原因是大家都去饭店吃饭，没人在政府食堂吃了。”没办法，只能再请他回来。 “祁副县长找到老三，说，老三，你要是能把那裤腰带松的毛病改了，咱还去县政府上班，好不好？老三说，你就是把政府食堂换成袁世凯的御厨，我也不会改这个毛病！我这一辈子就好这一口儿，你还是去找别人吧！祁副县长说，这样吧，要是你真戒不掉，那你就领着人家去外县吧，费用我给你报销。别在家门口惹事，我们也眼不见为净。” 这一段对话触及“公款嫖娼”这一腐败现象。但也正是这一段对话，把基层工作的无奈和王三炳有恃无恐式的无耻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就是这个“三大赖”，本职工作却并不赖。在叙写了王三炳显赫的家世背景、“三大赖”和政府小食堂卫生状况之后，“我”顺非而泽，干脆就用王三炳的“嘴赖”来反衬王三炳的敬业态度。 “副主任说，呀！老三，你案板上养这么大个老鼠啊？他缠住副主任不让走，非要他把大老鼠找出来不可。副主任说，我这是给你开玩笑。他依然不依不饶，说，开玩笑不是这种开法，你把俺闺女领去随便睡都行，不能拿这跟我开玩笑！” 这里的缠住、不依不饶两个词，用在“三大赖”王三炳身上，那是再贴切不过了。而“你把俺闺女领去随便睡都行”，更是无耻之徒王三炳独特的语言。紧接着，“我”又用“馒头换包子”这件小事，强化了王三炳对本职工作的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至此，王三炳这个小说人物的两面性得以完整再现。 然后，“我”叙写了“我”对香椿炒鸡蛋的偏爱以及王三炳的心细和未雨绸缪，并由香椿炒鸡蛋延展至王三炳对“我”的试探。 “从你在这儿吃饭，一年多来，你从来没说道过我一句，你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滋味吗？比你当面扇我的耳光还难受！” “我今天放了好几倍的盐，想着你终于该说道说道我了，可是你硬是把它吃了下去，说明我做的菜，根本不值得你计较是吧？” “我最怕你们有话不说闷在心里，吃完饭你们走了，我得猜你们的心思猜半天，恐怕你们没吃好有意见。” 这三句话写出了无耻之徒王三炳人性中的亮点。同时，它也把一个兢兢业业、渴望得到认可的厨师王三炳写活了。王三炳还有一句话值得我们注意。 “赵县长，你们知识分子也不知道是咋想的，啥事儿都闷到心里。” 这句话是不是道出了知识分子文化在现实生活和工作中的短板？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章在这篇小说中字数最多，近三千字。但也正是这三千字，把县政府小食堂大师傅王三炳他爷、他爹和徐海东大将写得栩栩如生，把王三炳这个置身在县府大院里的“小人物”的两面性表现得最简洁、最彻底。
最后说“豹尾”。在“凤头”、“猪肚”中，我们先后预留了两个问题，一是“我”之所以融不进这种“生活”，除了“我”自身的原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客观因素？这两种文化之间的碰撞和互为镜像是不是仍将继续？二是祁副县长“副县长会喊我个爷吗”这句话中的“爷”字。在有关“豹尾”的解析文字中，我们一并解开这两个谜团。 从最后一章的标题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章写的是一场聚会，并且是一场由县里四大班子专门召开的“为了告别”的宴会。宴会本身就难写，更何况是一场至少有五六十人参加的宴会，这就有意思了。 在这一章中，作家邵丽（而非叙事者“我”，前面说过，“我”只是作者在这篇小说中的一个有关紧要的小说人物）选择了按照官场排序、一分为二、以点带面的方式方法书写这场聚会。这是一种非常高超的写作技巧。这样一来，既避免了作者的笔墨陷于庞大场面的细枝末节，又可以起到一石二鸟、画龙点睛、擒贼先擒王的作用。现在就让我们看看隐蔽在叙事者“我”背后的作者是怎么写下第一笔的。 “按照惯例，宴会开始前要请县委书记来一段祝酒词，这都是老套路。” 简单介绍了宴会规模（县里四大班子）之后，作者的如椽大笔一挥，写下了这么一句触目惊心的叙述性语句。简洁不简洁？简洁。复杂不复杂？复杂。之所以说复杂，是因为这么一句简单的叙述性语言中，蕴含了“惯例、老套路”这两个剑指官僚主义作风的词语。这既是顺其自然，按照官场排序的方式展开书写的方法，又是这一章的“凤头”，太漂亮了。可是呢，有关这场庞大的聚会，作者就写了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然后就岔开了，就把宴会丢下不写了，就去介绍县委书记和“我”的谈心去了，就把读者的胃口吊起来了。 此后，“我”简单介绍了县委书记挂职干部的来历，细致地叙写了县委书记在基层工作的感受。 “每任县委书记来的时候都豪气干云，想改变这里的一切，到最后什么都不能改变，如果有所改变的话，只能是县委书记变了，这里的一块砖你也变不了。” “说起来这个县有一百多万人，光四大班子领导就有五六十人，可真正操心管事的，就县委书记一个，最后所有的矛盾都堆在你这里。这就像我们这个国家一样，最苦的人是总书记，他没有一点退路。” 上面引文中的“只能是县委书记变了”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县委书记无奈选择了调离，来了新的县委书记，另一层意思是县委书记自身被这种固若金汤的官场文化改变了。读到这里，我们明白了，原来县委书记和“我”融不进去，除了自身的原因，还因为县级机关人浮于事、务虚不务实的官僚主义作风等痼疾。而锐意改革的县委书记的无奈，则对应了刘三召、王三炳这两个“小人物”在县府大院里的所作所为，这让我想起了一副对联，“大人物小，无视官场文化寸步难行，处处掣肘；小人物大，深谙为官之道如鱼得水，为所欲为。”同时，它也让我们回想起小说第一章中“我”的感慨。 “中国的这种文化像土地、空气和水一样，任谁都是无法抗拒的，从你进入生活开始，它就进入你的身体，并不需要念兹在兹。即使你被摆在生活之外，那种强大的文化气场，也会紧紧地把你吸附在上面，一直到死你都摆脱不了。” 这是知识分子文化和官场文化之间的第二次碰撞和互为镜像。然后，作者笔锋一转，再次回到宴会书写。 “……希望赵县长回省里之后，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从理论到实践上……” 小说特别截取了县委书记致辞中的一句话。这句话是领导讲话中必不可少的一句话。从县委书记的讲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县委书记所谓的“只能是县委书记变了”。这种改变体现在县长接过话筒所说的“客套话”三个字上面。这里的“客套话”其实就是“套话”，是官僚主义作风的一种表现形式。县委书记的致辞是“套话”，这是县委书记被融进去后的结果。 然后作者见缝插针，简单介绍了县长的来历、县长和县委书记的关系、县长和县委书记的“针锋相对”，并从县长和县委书记的表面不和延伸至口是心非、阳奉阴违、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等官场中存在的问题。然后作者继续书写宴会。 “他起身喝了一大茶杯酒，然后走到我跟前说，赵县长，你通过这两年的锻炼，认真体会一下，是上面舒服还是下面舒服？我还没接上话，党外副县长就接了过去说，你这个土流氓，人家赵县长是个知识分子，哪听得懂你这黑话？去滚一边跟他们喝去吧！他用胳膊圈住党外副县长肩膀说，从你来之后，开创了贵我两党如此融洽的历史，功不可没，你说是不是？是你个鬼！党外副县长也不挣脱，用筷子敲着他的手，故意装出气愤的样子。” 县长的一语双关是两句恶俗到涉黄的暧昧话语，是官场文化或民间文化中糟粕但却被人们津津乐道的部分。对于如此恶俗、如此下流的玩笑，作为一个具有三重身份的高级女性知识分子，“我有点魂不守舍”，只能选择逃避。这是知识分子文化和官场文化之间的第三次碰撞和互为镜像。第三次碰撞和互为镜像彰显知识分子文化的无力和官场文化的无耻。 在这个荤段子中，有一个细节特别惹眼。“他用胳膊圈住党外副县长肩膀……党外副县长也不挣脱，用筷子敲着他的手，故意装出气愤的样子。”这个细节并不说明县长和党外副县长就有暧昧的男女关系，但它却把县长的毫无顾忌和党外副县长的世故表现得很到位。 也是因为县长和党外副县长表面的暧昧，此后作者做了顺势化处理，在简洁叙写了“我”的无所适从、急于逃避之后，再次剑走偏锋、丢下宴会细枝末节不写，而刻意让“我在角落里看到了祁福旺”，并且就此用反衬的手法，把宴会书写推向高潮。 “他看见我在看他，就走了过来，笑了笑说，我想等他们都敬完再过来敬你酒。” 这个细节写出了“执意要当爷”的祁副县长“被晾起来”后的自卑心理，以及祁福旺潜意识中的官场排序思想。 “我不会逼你喝，但是你得记住，你还欠我一笔账哩！我一时想不起来，问他，欠你老兄什么帐啊？不是请你给我那孙子起名字嘛……我装模作样地想了想说，就叫个错儿吧！叫个错儿？他有点意外，两只眼睛瞪得铃铛一般。谁错了？我觉得我没错，我孙子也没错儿吧？” 这不是一段可有可无的对话。这几句对话很精彩，一方面，它写出了“被晾起来”后的祁福旺不服输的硬汉子精神，但尽管嘴硬，却明显底气不足。另一方面，它写出了“我”作为一个高级女性知识分子的不近人情、不谙世故。怎么能给人家祁副县长不惜放弃升迁机会得来的孙子取这样一个生涩、不吉利的名字呢？祁副县长会用这个“错儿”给他的孙子命名吗？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不会。不过，也正因为祁副县长不会采用这个名字，“我”作为一个小说家、一个挂职副县长的形象才得以完整、饱满，并且由此可见知识分子文化和官场文化的格格不入。这是知识分子文化和官场文化的第四次碰撞和互为镜像，并且，只要生活和工作还在继续，这种碰撞和互为镜像就还会发生。但是呢，因为“我挂职结束”了，要调走了，所以，这一次的碰撞和互为镜像就成了这两种文化的终极碰撞和互为镜像。终极碰撞和互为镜像最终以小说家“我”愤而发声为终结，尽管这发声依然婉曲，但却不能不说是绵里藏针——这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最后一章的小标题“为了告别的聚会”，告别什么？告别挂职副县长的工作还是告别知识分子文化、知识分子立场总是处于观望、不发声、不作为的旁观者状态？我相信最后一章小标题中的一语双关剑指后者。 “我说，你真敢说都没错吗？我看你虽然不干县长了，可思维方式还是县长的，县长什么时候错过？但是，永远都没错不就是错？你不觉得是这样吗？” 这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画龙点睛的一笔。这一笔一语双关，它诱引我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究竟是祁福旺不惜丢官也要生孙子的行为错了，还是祁福旺不愿当“孙子”执意要当“爷”的思想错了？这就说到了祁副县长和市委组织部长对话中的那个“爷”字。上点年纪的人都知道，旧时过年，一大家人围坐在一张八仙桌旁边吃团圆饭，那么，谁坐上座，谁坐下座呢？答案很简单，如果有太爷爷太奶奶，自然是太爷爷太奶奶坐上座，重孙子辈坐下座，如果没有太爷爷太奶奶，自然是爷爷奶奶坐上座，孙子辈坐下座，这是敬老尊贤的民族传统。可是，如果我们把围坐在八仙桌旁边喝酒吃饭的一干人等换作是县政府的领导们，那么，谁坐上座，谁坐下座呢？答案也很简单，自然是县长坐太爷爷或爷爷的位置，常务副县长坐太奶奶或奶奶的位置，而官职、级别最低的人则坐重孙子或孙子的位置，这还是敬老尊贤吗？这就是祁福旺所谓的“副县长不也是个孙子”。也是祁福旺不想再当副县长想当爷的深层次原因。也就是说，祁福旺甘愿冒着丢官的风险执意要当爷，是潜意识中的官本位思想在作怪。说到官本位思想，我们就不能不絮叨一下传统文化。在传统戏曲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台词，本官如何如何，老爷我如何如何。这种文化对国人的影响可想而知，对官场文化的渗透同样不可小觑。而祁福旺出身农村，置身官场，自然免不了受这种传统文化、传统思想的侵蚀。可是呢，共产党的干部不是老百姓的县太爷，而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祁副县长想当爷的思想错了，所以，永远都没错的县长的思维方式错了。由此可见，这篇小说的收官部分，有没有“错儿”这个小插曲，效果是完全不同的——有则凤头豹尾，无则虎头蛇尾。且不说“错儿”这个名字对“我”这个小说人物形象的重要性，也不说“错儿”对官场文化、对传统文化中糟粕的部分力透纸背的批判。 前面说过，最后一章作家邵丽选择了按照官场排序、一分为二、以点带面的方式方法书写这场聚会。但实质上，作者之所以能够用极节俭的文字就写火了一场庞大的聚会，关键在于舍弃了宴会的细枝末节，而专注于写人——准确一点说，是重点刻画宴会中与这篇小说价值取向密切相关的几个“点”。而县委书记、县长、党外副县长、祁副县长和“我”这几个小说人物最终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一章的“亮点”，则要归功于作者对县委书记、县长过去经历的补白，以及“给孙子起名字”这个情节的巧妙设置。就写作技巧而言，这种以点带面的写法无疑收到了“窥一斑而知全豹”的预期目的。就布局结构来看，这种“一半篇幅细写宴会之外，一半篇幅速写宴会之内”的局部结构方法可谓灵巧。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作者在这一章中的谋篇布局——醉翁之意不在酒（宴会）。
最后的最后，我们说说这个小说文本的体量和外延。如果只是浏览性阅读一遍，你很可能会错误地认为这是一部用“我”这条线连缀在一起的几篇小小说，或者说是像小说题目误导的那样，是一篇挺不错的笔记体小说。但是，假如你能够静下心来读二遍，第三遍，第四遍……你会发现，这是一部整篇只有一万多字，每个章节仅有两千字左右的大小说——说它大，是因为它体量不大但内涵丰富，是因为它在非常有限的篇幅中成功地塑造了副县长祁福旺、司机刘三召、厨师王三炳、党外副县长这几个置身在县府大院中的“小人物”形象，深刻地揭示了官本位思想、官僚主义作风对官场文化和现实生活的影响。从写作层面上讲，这和《红楼梦》“以小（刘姥姥）见大（荣国府）”并无高下之分，而看似关联度不大的五个章节中的那条线，则不能说不是一个箍——这个箍牢牢地把一群“小人物”捆绑在县府大院这个政治舞台上，他们的一言一行无不妙趣横生。 然后再说外延。这篇小说共分五个章节，每个章节最后都有一句或一段话暗藏玄机、别有深意。譬如第一章最后一段中有关“诸公解梦”的论述，“其实如果真正说起来，不但是国共两党，就是其他各党派，以及党派之外的芸芸众生，面对上述梦境的时候，可能都有类似的说法。”譬如第二章结尾市委组织部长的话，“人就是这样，想不明白了很可怕，想明白了更可怕。”譬如第三章最后两句对话，“你说是不是？我说是不是？我心想，还真不好说。”譬如第四章收官部分“我”对批评与表扬的认知，“若是批评，像周县长他们的‘批评’，即使以骂的方式表达出来，也肯定不是批评。而我的批评，即使是笑着说，但只要一说出来，就是实实在在的批评。”再譬如小说收尾处“我”和祁副县长的对话，“你真敢说都没错吗？我看你虽然不干县长了，可思维方式还是县长的，县长什么时候错过？但是，永远都没错不就是错？你不觉得是这样吗？”这些话无不话里有话、意味深长、言近旨远，无形中极大地扩展了章节本身和小说文本的外延。 谢有顺教授在《短篇小说的写作可能性》中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许多的时候，小说的价值，不在于作家所说出来的部分，而恰恰隐藏在作家想说而未说的地方。短篇小说的写作，尤其如此。”这种观点和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不谋而合。以此为准则，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挂职笔记》所呈现的，仅仅是基层官场的冰山一角，而作家邵丽八分之七的思想感情都蕴藏在这个小说文本的背后？
（短篇小说《挂职笔记》，作者邵丽，原载《人民文学》2011年第8期，《小说选刊》2011年第10期、《小说月报》2011年第10期转载）
一和居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日 至二〇一九年五月五日
